【编者按】一个命题接踵而至——故宫赖以经营的文化与历史资源归属全民，其经营收益的使用将如何被置于透明而公开的监管之下，这恐怕是决定着谁是故宫庞大公共资源的真正拥有者的重要命题。
声音
争议商业化
商业化可以，但决策过程和财务制度应该公开。
李曙光
《国有资产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经营报》：故宫等文化历史遗产从法律属性上如何划分?
李曙光：文化历史遗产，长城、故宫、兵马俑、泰山，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无价之宝，应该纳入国有资产的范畴。
当前，国有资产可以分为三大类：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
其中，经营性资产，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
资源性资产主要包括河流、矿山、森林、滩涂、海洋、土地等等。
而非经营性资产，涉及到三种资产。政府的资产、事业单位的资产，以及长城、故宫、泰山等文化历史遗产。
《中国经营报》：故宫等文化历史遗产开展盈利性经营活动是否合法?如果合法，相关部门对经营性活动应该进行哪些限制?
李曙光：目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只针对经营性资产中的国有企业。对于其他国有资产没有专门的立法规范。
从法理上，故宫等文化历史遗产开展盈利性经营活动，活动是合法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无价之宝不应闲置浪费。此类机构的经营性活动合法与非法的界定，比较模糊。《文物保护法》中规定，故宫等机构营收入属于事业性收入，其使用范围只能限定在文物的保管陈列、修复征集、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和建设以及其他文物保护研究的相关工作上。
但是，此类机构如果要经营性活动，决策过程和财务制度应该是公开、透明的，以便接受监督，不能搞暗箱操作。
《中国经营报》：故宫这样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应该归谁?谁来监管其商业化运营?
李曙光：故宫是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全国人民。故宫等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应该上缴国库，归全国人民所有。
目前，对此类国有资产实行多头监管，文化部、文物局、旅游局等机关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监管。
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规范，此类国有资产的监管比较混乱。一是，监督管理机构其法律地位不明确，既集老板、婆婆、经营者和监督者身份于一身，又不能统一监管全部国有资产。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仍然出现多方掣肘、互相牵制、职责不明等问题。
二是，对于故宫等机构的经营活动的决策过程缺乏监管随意性较大，财务制度也缺乏透明度。
我建议，应该对故宫等文化历史遗产进行立法，规范其经营活动，并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督管理;促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增进全体国民利益的最大化。
故宫商业运营可探讨混合模式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经营报》：对于商人在故宫内投资会所一事，目前舆论主要把焦点集中于在故宫内建私人会所是把公共的东西私人化利用。你认为故宫这样国家公共事业单位性质的机构，应该遵从什么样的运营模式?
毛寿龙：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也可以有自己的公司来运作。
故宫这样的机构任何模式不加强管理都会出问题。现在社会道德正在更多地影响公共的模式，比如舆论的判断，大家的判断。
故宫这类机构目前可选择的运营模式共有三种。一种模式是国家全额拨款，为公众免费提供，这是最好的。大家不会有争议，因为它完全是公共拨款。
第二种模式是公共拨款但是可以接受慈善捐助。也就是说，故宫可以有一个基金，这个基金能够让它很好的运作。
第三种模式是完全私人化，由私人来注资投资。私人有其他产业，那就跟公益性捐助是一样的;如果私人没有其他产业，那它是商业化模式，这是一个极端。这种商业化模式也有好处，一方面利用它的资源可以为一部分人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它的所有运营都按照市场规律来做，肯定会做得非常好。比如它的保安是一流的，人才是一流的。但也有可能选择不当就要退换，也会出现滥用资源的可能性。
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国家全额拨款、社会全额捐资、全资本化运作或者混合模式都是可供选择的。如果现在的模式国家不能全额拨款，那混合模式是最好的，完全私人化估计有很大的风险。在半中间状态的恰恰是最有争议的那个地方。
故宫应该把国家拨款和支出公开，然后也有可能赢得更多的社会捐助。
《中国经营报》：这次故宫对盗窃、错字、会所等事件的回应显得笨拙无经验，公众形象已经降到最低，我们在指责的同时，是不是也能给故宫提些建议，你觉得故宫现在该怎么办?
毛寿龙：一个最简单，但是最短视的做法，就是提高它的行政级别。但是这个不是故宫的长期出路，是一个临时性的出路，但可能最有用。
第二个我想大家应该从各个方面研究一下故宫的合理定位，然后再讨论一下在公共化服务大前提下，故宫的商业化模式和混合模式到底应该怎么来用?
第三就是吸引人才，提高它的管理水平。解决方式就是引入企业管理，内部质量管理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改革可以进入，但是管理越严格实际上需要的人员的素质也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