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给郭美美一个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化的“推手奖”，你会觉得合适吗？在昨日下午召开的凤凰公益沙龙上，竟没有一个专家表示反对。

　　如果给郭美美一个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化的“推手奖”，你会觉得合适吗？在昨日下午召开的凤凰公益沙龙上，竟没有一个专家表示反对。

　　“像郭美美这样的事件，算是负面新闻吗？我觉得可以从不同方向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杨团表示，在7月8日的一次会上，就有专家提出要给郭美美颁奖。

　　“郭美美事件，使公益机构和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不经意间也推动中国走进透明慈善时代。”杨团说。

　　透明与公信力不相等

　　8日，民政部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下称“纲要（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见稿，公开透明将成为未来加快发展慈善事业的基本原则。

　　“公开透明”到底对慈善组织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论坛上，基金会中心网首席执行官程刚认为，“透明度对一个公益组织来说，既是基础又是生命”；中华海峡两岸救援协会创会会长曹长龄认为，“任何有生命力的，它就有透明度”；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杨文庄认为，“透明就决定着社会对你的信任”；“我开基金”创始人魏可欣（美国）则认为，“透明就是责任，也是品牌”。

　　“透明是NGO的玻璃口袋，但是透明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具有公信力。”杨团指出，透明度和公信力并不相等，做不好的慈善组织，或许越透明越没有公信力。

　　近年来，公益慈善组织无论是筹资还是财务的透明度都不足，导致整个社会对这一行业信任不够。尤其是频发的慈善组织公信力事件将公益机构的信息透明度问题一次次推到台前。

　　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介绍，目前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质疑集中表现在六个方面：机构回应公众质疑为何总不见报表和数据？捐款信息管理系统是否每个基金会都拥有？慈善组织公信力事件为何爆发越来越频繁？国家通过立法是否能彻底解决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化的问题？慈善组织是不是可以有商业系统，商业系统赚的钱怎么用？

　　凤凰网14日公布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回答“认为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信任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46.2%的人表示红十字会内部情况长期不透明、不公开、组织神秘；15.3%的人认为是“天价帐篷”、“天价餐费”等过往丑闻已导致其公信受损。也有7.1%的人认为“当前社会真相稀薄，人们总是充满怀疑”。

　　但在论坛上，专家们表示，与其说公信力下降还不如说公信力就还没真正树立。杨团说，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公益慈善组织，都是有政府背景的，它们的公信力来自政府。但后来政府与这些组织分开了，作为捐款人就开始意识到“我的捐款我做主”，就开始要求这些组织的透明化。

　　“正是捐赠者的不断追问，把公信力这盏明灯点亮了。”金锦萍说。

　　在专家们看来，目前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透明化还只是起步。程刚告诉记者，目前2000多家基金会有自己官网的不到25%，在官网上公开自己信息的机构又仅占一小部分。也就是说，2000多家基金会中，能够在一周内更新自己信息的也就100多家，“网站都不活着了（指“网站不及时更新内容”），你说这个机构怎么能让人信任呢？”程刚说。

　　社会需要宽容的心态？

　　截至2010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由2005年底的31万个增加到44万个，其中，基金会数量从975个增加到2168个，许多社会组织将公益慈善作为其服务宗旨。

　　据纲要（征求意见稿）公布的资料，全国目前已建立3.1万个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初步形成了多种类型、分工协作的社会捐赠网络。

　　与此同时，社会捐赠数额大幅攀升。2006年社会捐赠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元，2008年年初的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及汶川地震等引发捐赠热潮，社会捐赠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创历史之最，有力支援了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最早的统计说2010年达到700多亿元。”杨团告诉记者，“最近我听到的比较准确的数据，2010年的捐款超过了1000亿。”

　　但正是由于这种“井喷”式的增长，导致公益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和管理跟不上。程刚认为，公众对公益组织的要求不能太高。目前中国大大小小的基金会都比较幼稚，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从业人员对业务的熟知程度以及对慈善事业的忠诚度都还是需要历练。中国慈善事业公信力的建立需要经过火与水的考验以及一次次曝光，最终实现凤凰涅??。

　　不过，也有专家对此提出不同的观点。金锦萍认为，公益慈善组织与通常意义上的商业企业是不同的。如果一家商业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人们最多也就是说这个商人没有社会责任感，是个奸商。但是如果一个慈善组织一旦做出了滥用善款的行为的话，公众对它的指责就不是说这个慈善组织怎么了，而是感觉到自己的善心受到了损害。

　　“中国的慈善组织既没有政府部门的权力，也没有市场的魅力，有的只是品格的魅力。”金锦萍说，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赢得公众的支持？就需要不断地向公众验证自己是一个良好的组织，也就需要专业机构的眼睛，帮公众来解读那些难以解读的事情。

　　记者注意到，为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增强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任度，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将建立完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完善捐赠款物使用的追踪、反馈和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以慈善业务年审为主要手段的监管制度，重点加强对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和重大活动的监管。

　　与此同时，鼓励开展慈善公开日（周）、利用互联网动态披露捐赠信息、捐赠人参与项目活动、聘请社会监督员、设立重大慈善项目巡视员等监督方式，提高监督的及时性与效率，更好地落实捐赠人、受益人、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实施慈善需要成本

　　自2008年以来，公益慈善组织收管理费的问题就一直被人们所关注，并存在广泛争议。“只要公益慈善组织提出收管理费的问题，公众就会认为这家组织唯利是图了。”金锦萍表示，担心行政成本公开后引来麻烦，这正是许多公益慈善组织不愿意信息公开的重要原因。

　　在14日的论坛上，曹长龄表示：“慈善组织提取一定的工作费用，这绝对合理的，因为做公益也要吃饱肚子，甚至我还鼓励做公益的人，拿的报酬应该比别人高一些。”

　　金锦萍也表示，目前不少公众接受不了公益慈善组织的行政成本之说，以为从事慈善事业的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不需要工资，不需要养家糊口，所有的慈善行为不需要专业人士，有志愿者就可以了，以为自己捐的钱物会自己长翅膀飞到受赠者的手中。

　　“慈善是一种公共服务，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有大量的专业人士参与，有高科技参与，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金锦萍说，公益组织是要劝募的，劝募是要成本的。做公益广告也要支付成本，而任何慈善项目的设计研发也需要成本，这就像做产品一样。另外，项目的好坏需要第三方评估，这也是需要支付评估费的。公众不能简单地以成本的高低来论公益慈善组织的好坏。事实上，所有做慈善的人，他们都会认为慈善应当是朴素的，不应当是奢华的。

　　金锦萍指出，“管理费”这个概念也不确切，中国法律上没有慈善组织管理费之说，也没有从捐款中提取费用的说法，行政成本不能超过公益支出的10%这是一个上限。

　　而对于公益慈善组织把捐款用于购买债券，或者买不动产出租，或者与商业机构合作以获得一定收益这类问题，目前公众是难以接受的。

　　对此，杨团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区分这个组织是公募的还是私募的。“私募的资金如何运作是他们自己的事。但中国的基金会，绝大多数是公募的，公众的钱就要由公众来做主。”

　　但金锦萍认为，不是公募基金会所有的资金都不能做增值。她介绍说，目前不是公募基金会投资做多了、做好了，而是大型的公募基金会投资都是零，都在银行吃利息，收益跑不过通货膨胀。

　　记者注意到，纲要（征求意见稿）已明确提出“不断拓展慈善资源”，支持富有公信力的慈善品牌，推进冠名基金、定向捐助等活动，不断扩大慈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