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按：

　　农民工，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名称，一个中国城市化绕不开的话题。如今，这个群体已进入第二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有农村烙印，却从小成长于城市，但因种种阻隔，他们并不被城市认可；同时，又因他们对农村逐渐陌生而不愿回去，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恐慌，或表于形，或隐于内，却难以解脱。

　　因谣言所致的广州增城“6·11”事件，虽已因广州市政府及时辟谣和澄清而止息，但它并不止于事件本身，在它背后，乃为一个慢慢成长起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迷失于自己身份的缩影。

　　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长远计，这个有着上亿规模的群体，如何逐渐融入城市，需要提前战略决策，需要全社会关注。作为对时代负责的媒体，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话题，继去年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此次我们再派记者深入调查，倾听他们的呼声。

　　今日为读者呈现的这个“新生代农民工再调查”专题，有个案分析，也有全貌梳理，我们试图寻找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并从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经济影响、城市化等角度，探索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行性途径。

　　增城故事：新生代新办法

　　序幕

　　广东省增城市人民医院产科病房，6月14日，四川省开江县人、20岁的王联梅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她的丈夫唐学才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衣裤守护在旁边。整个产科病房里，不时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再过不久，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将出生。

　　然而，在病房之外的街道上，关于他们的谣言还在流传，甚至有声音说，这对夫妻早已在“6·11”事件中死亡。

　　3年前，唐学才夫妇从四川老家来到增城新塘镇，在当地的牛仔裤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自此这对夫妻开始了在广州的打工生涯。年初，怀孕已有4个月的王联梅退出工厂，并在厂区外摆摊赚些零用钱。

　　但没想到，王联梅的摊档，却成为“6·11”事件的导火索。6月11日晚，因占道经营与村治保队员起冲突，遂混乱中谣言四起，并连续两日晚上引发大批群众聚众滋事、破坏公共财物事件。

　　6月12日上午，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此前一天在增城新塘镇大墩村发生的“6·11”事件进行了通报，这起因谣言而起，破坏公共财物的事件，最终以谣言平息而告终。

　　被增城市初步认定为“一起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的增城“6·11”事件，也折射出珠三角的新用工难题——如何跨越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鸿沟，让新力量助推经济焕发新生机。

　　而在“6·11”事件背后，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这已不是今年在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发生的第一起群体性事件。就在6月6日的潮州市，因农民工讨薪被砍伤，大量群众聚集，并以19辆汽车遭遇不同程度毁坏而告终。

　　将增城和潮州事件联系起来，本报记者发现，除了聚众发生恶性损毁公共财物的共同点之外，两者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分不开。

　　一份由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所发布，名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则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这也意味着，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难题需要有新办法。

　　增城见闻

　　6月14日，增城市人民医院产科病房的床位牌上写着，王联梅的入院时间为6月11日。对于往事，唐学才告诉本报记者，他已经不想再多说了，一切都等政府的结果。而医院的护士也对王联梅照顾有加，时常出入她的病房。

　　在增城城区内，人们只是听闻“6·11”的发生，但并不特别担心，而相距30公里外的新塘镇，则是另一番景象。

　　本报记者6月13日中午进入新塘镇，明显凝重的气氛下，在华润万家超市里，依然可以看到拿着警棍、盾牌的警察，学校、大型商场、重要交通路口均有警力布局。大敦村派出所以及周边的农业银行已经围起来警戒线，消防车、通信车、救护车和警车停在路边。再过一天，增城市将迎来中考。

　　谣言仍然存在。在进入大墩村的公交车上，坐在本报记者前方的一个本地人向他的邻座介绍事件经过：“当晚就死了四个人，那个孕妇和她老公，还有治保会的人。”

　　事实上，在事件发生的当天，王联梅便已安全被送到了医院，或许这名老人还未看见唐学才在6月12日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澄清。

　　据本报记者了解，新塘镇是广州市增城南部工业、商业重镇，其中，尤以牛仔业著名，被誉为中国的“牛仔之乡”，全国60%以上的牛仔服装出自这里，生产加工牛仔的工厂作坊随处可见。

　　就在5天前，6月6日，同样一个制造业的小镇，被誉为“中国卫生陶瓷第一镇”的广东省潮州古巷镇刚刚发生一起因为农民工讨薪被砍伤而引发的聚集事件，四川籍农民工熊汉江在讨薪过程中被老板找人“砍断手筋、脚筋”，激起亲属和老乡的愤怒。6日晚，冲突升级，一度形成外来务工者与本地人双方之间的对抗。

　　在增城“6·11”事件中，围观的群众一度达到上千人，现场曾有几百人起哄，在大敦村派出所周边开牛仔加工档口的一个小老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告诉本报记者，他听说，都是外地人的年轻人参与的，本地人都在围观，不敢插手。

　　新生代农民工之变

　　那么，为何一个占道经营竟能引发如此多人参与？一家为劳工服务的NGO组织深圳志强服务部负责人祝强告诉本报记者，这和新一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有关。

　　“老一辈外来务工者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赚钱，拿到钱之后就会回到老家置业，而新一代80后、90后的务工者，除了赚钱，他们还希望在城市中寻找一定的机会和空间，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这样的空间让他们发掘机会、表达诉求，他们就会过度关注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一旦出现与之相关的矛盾，就一并爆发，他们也很少考虑自己的行为最终会酿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祝强说。

　　值得关注的是，潮州和增城的两起群体性事件涉及的都是90后，一个是19岁的小伙子，另一个是20岁的孕妇。

　　接触到大量新一代农民工的祝强表示，他深深地感觉到，用工群体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需求的改变，在广东，政府每年都会出台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这是老一代农民工群体非常在意的，而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来说，几百元钱的增加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特别看重，他们想要争取的还有更多，比如融入城市生活、受到尊重等。

　　而社会空间的缺失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小群体的形成和存在。

　　祝强说，在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他曾经在富士康调查了一个月，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富士康之内，存在着不同的同乡会，比如四川、贵州、湖南、河南同乡会等，如果一个来自东北的农民工发现没有自己的同乡会，他的生存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被排挤或寻求不到照应，而内部的一些纠纷正是同乡会将其扩大的。

　　而在群体性事件中，同乡会往往推波助澜，“如果他们有相应的社会空间进行开放式的表达、交流，利益得到相应的保护，小矛盾将得到及时的纾解，同乡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祝强说。

　　对于同乡会，在东莞厚街一家具厂内打工的小王告诉本报记者，她来自湖南，是跟着老乡出来的，她所在的工厂也是同乡人介绍的，“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最怕被人欺负，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老乡之间互相帮忙。”她说。

　　反思广东经济与农民工

　　就地区而言，无论是增城，还是潮州，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区，在过去的30年里，数以亿计的人们涌入这些地方，领取一份薪水，制造着数量惊人的产品，同时也铸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广东尤为典型，早在2000年，中国1.2亿流动人口中，跨地区流动达4000万人，其中1160万人流入了广东省内，数倍于北京、上海等地。

　　200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入广东的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高达35.5%，这些外来工形成了广东两位数的GDP增长，广东有关部门的一个测算显示，外来工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曾达到25%。

　　“过去30年，农民工群体为广东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间虽有纠葛，但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发生大的公共事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对本报记者表示，但这两年事件逐步暴露出来，也说明经济高速扩张引发的负面因素大过正面因素，社会对于矛盾吸纳的能力已经达到饱和。

　　“外来务工者与当地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这种积累是政府部门或者本地人感受不到的。”他说。

　　事实上，这两起事件的起因非常简单，也是社会上一直存在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欠薪、讨薪、城市商贩摆摊经营，但这些问题也时常被忽略甚至被刻意压抑。

　　今年4月27日，深圳市住房建设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其第六条规定，在严肃处理期内，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通知》一出，立即引来一片质疑。

　　祝强则告诉本报记者，最近两年由外来工引发的事件透露出一个信息，现在外来工小范围的矛盾在逐步减少，而一旦出现问题，都是大问题，最后酿成公共事件的，往往是谣言煽动了其他不明真相的外来工，尤其是同乡的参与。

　　管理应契合于新变化

　　今年３月５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而当80后、90后农民工带着不同于老一辈的理念相继走进城市、进入工厂时，也应考虑相应的社会管理与新变化的契合度。

　　有专家认为，事实上从广东南海本田工人开始，这一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已经从“底线型”利益向“增长型”利益转变。“底线型”利益受法规保护并有清晰的利益标准，其利益纠纷，个体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来解决，“增长型”利益没有正式的法规保护和清晰的利益标准，利益纠纷没有仲裁和诉讼的通道，只能依靠集体力量得到解决。

　　“变化已经引发了相关的社会后果，我认为政府应对在这方面问题上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郭巍青说。

　　在他看来，一个有效的途径是要大力发展能够代表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公益组织，使其成为代言人，“南海本田可以组建工会，但对于大部分中小制造类企业来说，组建工会不现实，而社会公益组织更容易实现”。

　　“新一代农民工管理确实是政府接下来面临的重要课题。”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中心主任腾五晓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一个例子是农民工积分入户制度，祝强说，这个制度被广泛欢迎，但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还没有想到自己的户籍问题，“在生存空间没有得到解决的前提下，是否具有深圳户口又有多大的意义，即便有了户口，仍然是处在城市边缘，与没有户口又有多大区别。”

　　腾五晓说，这就要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使其更加科学化、人性化，同时，基层管理部门处于管理的一线，首先要有所转变，比如基层的执法部门，而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政府要争取主动，及时发布相关信息，首先遏制谣言，以防不满情绪被利用。

　　6月14日，增城市政府通报，经广州市和增城市各相关部门的妥善处理，大敦村因个别群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已基本平息，但两起事件引发的思考仍在持续。

　　6月15日，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到番禺区调研时强调，番禺区是外地人员在广州购房最多的区，要特别吸取增城新塘镇“6·11”事件的经验教训，提高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广大居民，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