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应对长江上游枯水季无序争水，国家开始研究“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综合调度”的问题，但在洪涝灾害发生时，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排水权配置管理却一直处于真空状态。
应对长江上游枯水季无序争水，国家开始研究“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综合调度”的问题，但在洪涝灾害发生时，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排水权配置管理却一直处于真空状态。
昨日，武汉大学水资源论证评价中心常务副主任胡铁松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指出，排水权管理的长期缺位，导致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甚至珠江流域各地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想方设法为减轻防洪压力，降低受灾损失，导致“低水淹高田，一水淹多田”频繁发生，流域上下游、左右岸排水量上的水事冲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的“旱涝急转”被气象专家定性为“极端天气现象”，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胡铁松：实际上，长江中下游多为平原地形，“大旱过后必有大涝”并不罕见。以湖北为例，有水文记载以来，旱涝并存的现象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同一年内旱涝并存的比例也有20%。今年仅出现一次旱与涝的转换，而1935年时旱与涝转换了两次！
其实不单是长江，洪、涝、旱、渍这四种自然灾害现象出现在淮河、珠江流域的频次也都不属于小概率事件，所以今年“旱涝急转”为“极端气候事件”的定性结论还有待商榷。
日报：但为何今年的灾情尤为受到关注与重视？
胡铁松：因为今年的“旱涝急转”不纯粹是天气气候的原因。围湖垦殖是造成“天晴三天有旱情、落雨三天发涝灾”的最突出的人为因素。可以试想，湖泊的库容越大，来洪水时可引江入库的水量越多，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压力越小；上游来水偏少时，湖泊库容越大可用的农田灌溉水量便越多。
但现实情况却正好相反。江汉平原历史上一直是“四湖”，由长湖、三湖、白露湖、洪湖组成，但其中的三湖、白露湖因围湖垦殖已接近消失。江汉平原四湖流域的水面率（水面积同区域内总面积的比例）已经从1940年的25%降到了2000年的不足10%，洪湖的缩水面积更超过三分之一。
湖泊大量消失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长江行洪、蓄洪能力的削弱，筑堤抗洪成为唯一可行的应急方式，以及在流域上游兴建水库调蓄洪水。但是，湖泊对于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平原地区的水资源调蓄的重要作用，是在流域上游建再多的水库调蓄不能替代的。
日报：湖泊水面率萎缩与用水需求增加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取水用水之争。这类争水事件是否会随着主汛期的到来而有所缓解呢？
胡铁松：现实情况恰好相反。
一旦上游来水增大，由于湖泊面积萎缩，蓄水能力下降，下游诱发涝灾的几率就增大。比如1999年，洪湖水位非常高，又连下暴雨，很多村组为了保种植棉花芝麻的旱田，就用排田泵站把水往外抽，导致洪湖围堤告急，最后不得不拉闸断电强行叫停各村组泵站抽水。
还有更甚者。洪涝灾害发生时，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想方设法为减轻防洪压力，降低受灾损失而出现的跨区域排水水事纠纷。比如，河南商丘市宋集镇地处豫皖两省的接合部，南邻亳州，西接鹿邑，被称为商丘市的南大门。多年来，由于地势较低，每逢汛期来临，宋集镇和安徽亳州市芦庙镇交界处就会形成大面积积水，积水沿洪山庙沟排向下游亳州地界。亳州群众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允许宋集镇群众往下游排水，致使积水无法排出，形成水患，大面积农作物被淹死，每年造成经济损失数十万元。为此，两地群众积怨甚久，甚至影响了正常生活。
日报：为何引发水事纠纷的排水问题多年难以解决？
胡铁松：分析水事纠纷的直接原因，大体可归结为流域上下游、左右岸排水量上的冲突。严重的洪涝灾害以及频繁发生的水事纠纷，除因洪水本身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及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就没有进行流域初始排水权的分配。
合理确定排水区域的排水布局、排水工程规模等，可为水利工程投资指明方向，增加单位投资产生的效益；排水权合理配置所要求确定的排水工程规模问题，如地势较高区域与低洼地区的排水量问题、排水设施的规模、蓄滞区的规模等，无形中约束了各排区的排水量，若能很好地执行排水权分配，对缓解水事纠纷便可起到促进作用。
排涝标准与排区生态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我们对湖北省四湖流域螺山排区的排涝标准与水鸟、鱼类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适度扩大集中调蓄区面积，排区的排涝标准由现在的6.9年一遇提高至30年一遇(3日暴雨5日排至作物耐淹深度)，冬季鸟类和湖泊鱼类的物种可增加3%，鸟类个体总数增加10%~15%。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洪灾会危及人类生命安全，但涝灾的主要影响在于粮食农作物减产，危及生命的几率较小，所以长期以来，两种水灾的受重视程度大相径庭。
全国易涝耕地2450万亩中因涝致灾的渍害田占比正在逐年增多。淮河流域农作物洪涝灾害面积中，涝灾面积约占三分之二，与1991年相比，问题加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