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华大学的第四教学楼没想到自己是以这种方式声名远扬。自从被挂上“真维斯楼”的牌匾后，第四教学楼就失去了往日仅有的书声琅琅的清净。

　　清华大学的第四教学楼没想到自己是以这种方式声名远扬。自从被挂上“真维斯楼”的牌匾后，第四教学楼就失去了往日仅有的书声琅琅的清净。继百年校庆之后，清华大学又因以服装品牌真维斯冠名第四教学楼引来民众的广泛关注。

　　商业冠名是否会侵蚀到大学精神，高校又该如何管理自己的品牌呢？

　　“冠名”之争

　　关于真维斯楼的争议，大体分为两类声音：一类声音认为，由邵逸夫捐赠并以其名字命名的楼遍布各大高校，容得下“邵逸夫”，为什么就容不下“真维斯”？另一类声音认为，大学本该是自由独立，有着浓厚的学术气息、科学民主的大学精神的地方，商业冠名将会侵蚀大学精神。

　　而依据清华教育基金会官网公布的信息，有20个院所、实验室、基金等筹款项目给出了“冠名费”，金额超过8亿元。清华大学新闻中心回应称，为校园建筑物命名是国内外学校筹集资金的通行做法。其实不光是教学楼，在一些知名高校里面，可能某个会议室的椅子都会被捐赠者“占座”冠名。

　　“用捐赠者的企业名或者人名命名高校建筑，确实有很多先例。不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外来的资助或许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激励教育捐赠。”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教授丁小浩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丁小浩认为，“如果企业的行业性质跟教学楼的学术性质相近，或许会让人更加容易接受。”比如真维斯去冠名服装学院，估计就没有这么大的争议了，就像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馆正式命名为“宏盟楼”，而宏盟集团正是全球最大的广告传媒集团。

　　再比如，如果用人名冠名也可能容易接受些，因为企业名称容易使人产生商业化的联想。像麻省理工学院斯隆(Sloan)商学院，是以捐赠者Alfred P.Sloan命名，其捐赠资金为500万美元；沃顿商学院以费城企业家约瑟夫·沃顿(JosephW harton)命名；牛津大学赛义德(Said)商学院，以捐赠者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赛义德命名。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林荣日表示：“美国高校对于企业冠名更加谨慎，而且往往会给企业冠名设置期限。他们更倾向于给提供体育馆等运动场地赞助提供的企业冠名机会，通常是以每年一个固定价格的形式推销。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这个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又或者是校方出于某种原因想解除冠名，双方都有一个顺理成章的解约渠道，而不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或不满。”

　　激励捐赠与大学精神如何平衡？

　　对于真维斯冠名清华大学教学楼的事件引发了如此多的争议，在林荣日看来，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近年来人们对中国大学商业化倾向的关注和批评已经很多了”。比如，一些大学教授或更重视科研经费的竞争，或忙于四处兼职，而忽视了本职的教学工作；一些学校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某高校教授甚至在微博中声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将金钱多寡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让学生“40岁时没有4000万不要来见我”等。

　　“在大学浮躁而功利的财富至上价值观大行其道之际，学生可能会失去埋头研究学术、为科学事业奋斗的动力。”林荣日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在筹款办学时，应该注意弱化商业性，实现与大学精神的平衡。

　　“大学应该是人类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授者，在以获取利润为最终目标的现实社会中，大学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韩国水原大学理事长、行政学博士李仁洙在《21世纪大学经营的课题》报告中认为。

　　虽然教育自筹款是大学经费来源的一部分，但林荣日也表示，高校应该防范由此带来的品牌风险。一些企业选择像清华这样的国内顶级高校进行捐赠，也是因为品牌效应大。捐赠教育完全也可以选择一些职业学校等，高校要防止企业有可能因冠名而去做广告宣传，谋取商业利益。

　　“倘若有公开、合理的学校管理制度来接受捐赠并冠名，大学办学的铜臭气可能就会少很多。”丁小浩认为，比如，美国高校在对教学设施命名时遵循规范的程序，一般先由现任教职员工或者学校基金会成员提名（一般提前半年），然后交由校董会集中讨论，与此同时广泛征集民意，最后经投票决定。整个过程公开、规范、透明，学校师生甚至社区民众都可以发表意见。此后获得的捐赠金的花费情况也做到了公开透明。

　　更重要的是捐赠者对高校办学施加的影响。在规范制度中应该明确，获得的捐赠全部用于学校办学，捐赠者获得的回报也就是冠名权而已，而即使是作为学院理事会(或董事会)的理事(或董事)，也无权干涉具体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因为这些事务的决策权掌握在教授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