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一审判决死刑。许迈永在当地有“许三多”之称：钱多、房多、女人多。其实，“三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落马官员的标签，从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到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都是毫无新意地重复。

　　近日，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一审判决死刑。许迈永在当地有“许三多”之称：钱多、房多、女人多。其实，“三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落马官员的标签，从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到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都是毫无新意地重复。

　　许迈永、许宗衡、刘志军还有比“三多”更重要的共同点。许迈永落马的主要“馅饼”是西溪湿地项目，许宗衡失足于深圳地铁项目，刘志军则陷落于衔枚疾进的高铁工程。简言之，他们的腐败都与重大工程有关，河南连续四任交通厅厅长被双规也是重大工程惹的祸。

　　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其实是当下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之果。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出口和投资，投资饥渴、投资依赖非常严重。2009年推出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更进一步强化了投资依赖症。2009年，我国投资增长30.1%，投资率上升到46.8%，上升到了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消费率则下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48.6%）。

　　在投资驱动型经济中，大量工程项目（“铁公基”、城市改造、房地产）的规划、设计甚至投资，都由政府部门主导，政府官员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资源支配权，“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批官员落马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无干系。

　　以投资为驱动力的增长模式存在“天花板”，那就是生产要素瓶颈。正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994年的经典文章“亚洲奇迹之谜”中所指出的：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前苏联经济的崩溃、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没有逃脱这一规律的宿命。

　　如今，我国通过不断扩大的要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日益显著：在中国需求推动下，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中国买什么、什么就大涨；资源的无序开发导致严重水土资源破坏，大量湖泊萎缩、山体滑坡频发；环境危机愈演愈烈，重金属污染令人触目惊心。这一模式所带来的严重“外部负效应”，已臻社会承载力边缘，甚至威胁到了社会稳定。

　　出路何在？

　　诺贝尔奖得主索洛教授在一个著名的估计中认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贡献了20％。从依赖生产要素投资增加的粗放式增长，转向以创新和技术进步为驱动力的增长，这也是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核心要义。

　　遗憾的是，环视全球100品牌榜，竟无一家中国企业。以技术创新跻身全球一流企业的中国企业，也只寥寥数家。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何如此艰难？因为创新与技术进步需要长期投入才能取得成效，很容易受到以下因素的冲击：第一，知识产权（品牌和专利）保护不力，尤其是假冒伪劣产品的盛行，导致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第二，劳动力、环境等要素价格的长期低估，使得企业养成了低成本思维的惰性，没有创新的压力；第三，垄断破坏公平竞争；第四，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和太大权力，导致企业热衷于寻租获利，而非创新。

　　中国经济要转型，就必须消除上述障碍。要推动企业创新，就必须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就此而言，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经成为经济转型成败之关键。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致力于营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而非不断介入微观经济活动。

　　著名学者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指出，对国家权力的恰当运用，乃经济繁荣之本。奥尔森指出，经济增长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扫除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障碍，特别是对市场和财产权利的束缚与破坏。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一个政府如果致力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此类增长可以称为“奥尔森增长”。

　　可以说，奥尔森的洞察力，直指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点明了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内涵。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强化市场”：消除央企垄断，确保公平竞争；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完善法治，确保依法治国；深化改革，实现劳动力、环境、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规范政府行为，尊重市场规律，以“无形的手”替代“有形之手”，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