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民乐村就是一个实验，里面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谈到四川德阳民乐村的生计发展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如此评价它。

　　“民乐村就是一个实验，里面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谈到四川德阳民乐村的生计发展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如此评价它。

　　在民乐村项目里，中国扶贫基金会本想引入现代公司制，扶助地震灾区村民自主管理、经营，却在成立没两年便遭遇了公司的亏损。如何克服这一模式所遇的种种问题，何道峰称扶贫基金会也仍在探索。

　　迄今，地震已过去三年。“除了心理上的问题以外，应该说灾区已经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何道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而对于政府和NGO来说，灾区的生计恢复成了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着眼于扶助农村长远发展的民乐村项目，也更值得关注。

　　尝试让灾民自己来办企业

　　扶贫基金会投给民乐村的钱，跟其他灾区不太一样。因为，其中有一半的资金变身为股份。

　　“这么多年扶贫，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感觉，农民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对资源的利用水平比较低，一家一户的生产，没有办法跟现代化的农业企业进行竞争。”民乐村项目的负责人、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文奎告诉本报记者。

　　引入现代化的企业制度，让村民来当股东，自谋生计发展。投入到民乐村的526.38万元中，有269万救援资金用来成立合作社，开展经营项目。合作社股份分给村民，村民作为股东，享有分红权和经营知情权，并通过理事会和监事会参与重大决策。

　　被北师大社会系教授韩俊魁评价为模式中创新的一点是“金股”的设计。在1422份村民股份之外，作为捐助方的扶贫基金会持有一股金股，享有一票否决权。在韩俊魁看来，这一股可在重大投资决策时进行最后把关，防止风险。也给外来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他们在与村民合作时分红无忧。此外，还可防止外来经理人控制公司，转移资产。

　　项目上马风险犹在

　　2009年5月31日，绵竹市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此后不久，由村民代表、政府、企业界代表、基金会领导确定了投资项目：食用菌种植和獭兔养殖项目。

　　两个项目均引入了投资者作经理人。食用菌厂的经理是自称在“马来西亚做过菌厂生意”的德阳老板。獭兔厂经理是投资者，担任过当地獭兔行业研究所所长及獭兔经营公司老总。

　　但项目启动一年并未实现盈利。2010年，食用菌项目实际投入120万，生产菌包20万包，但由于技术不过关，菌包污染严重，虽然完成销售收入25万，但仍是亏损状态。年底，合作社的理事会监事会便解雇了经理。今年春节之后，没有合格技术的菌厂也停止了生产。

　　獭兔厂的股权结构稍有不同，乃由合作社与外来经理人合资，双方分别出资70万和30万。一年下来，该厂基本实现盈亏平衡。相比之下，獭兔厂的经营则比较顺利，让村民怀抱希望。

　　民乐村整个项目的未来仍处在不确定之中。刘文奎告诉记者，这个项目只有赚钱之后才可能再投入资源。

　　任重道远

　　在合作社成立后的两年时间里，普通村民、理事会、监事会、村两委、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繁复，导致合作社并未形成合力，拓展生存空间。

　　据韩俊魁的调查，合作社选举出的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和原来的村两委有部分重合，这让村民仍将两会成员定义为“当官的”，对其毫无信任。

　　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后重建办公室主任王军，曾担任民乐村理事。他给记者解释了这背后的原因：“完全不让村委会参与的话，会有阻力的，因为他们属于村里的强势群体。但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来控制，所以章程里就规定，村里的村长、村委会书记不能担任合作社的理事长或监事长，且9个理事里，村委干部不能超过两个人。”

　　而在合作社工作的小工，多是民乐村村民，且大多没经过正规工厂产业工人的训练，工作效率低下，吹牛一吹能达两个小时。但工人却以股东自居，不服外来的职业经理人管束。在经理一方，也备感束缚，理事会、监事会在他看来也缺乏眼光。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

　　而制度设计上的关键一环“金股”，也还未明显发挥作用。两年里，扶贫基金会只有一名员工长期驻扎民乐村。而在韩俊魁看来，这个项目对人的要求很高，它需要基金会驻村代表具有从事经营的视野，从而才能真正起到关键决策拍板以及风险控制等作用。而在民乐村项目里，扶贫基金会的人力投入明显不足。

　　“这种扶贫资金集中，股份制经营的模式是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若在实践中完善它，对扶贫机制的创新具有深远的意义。”韩俊魁总结道，它值得花更多的心思、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推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