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应对用工荒是该厂转移到内地的重要原因。根据王伟介绍，虽然迁移到内地后供应链、物流成本增加很多，但“觉得还是有必要，在广东一带生存空间已经很小，这其中尤其是招工很难解决。目前东莞工厂仍有接近三百人，虽然工资相比去年上涨了两三成，但用工缺口仍有30%左右。

　　广东东莞贝家鞋业厂的老板王伟最近心情不错，因为迁移到重庆云阳的工厂已经全面运转，招工方面更是相当顺利，“现在有四五百人，给的工资比广东低一些。不过工人相对比较稳定，安排生产也比较容易。”王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应对用工荒是该厂转移到内地的重要原因。根据王伟介绍，虽然迁移到内地后供应链、物流成本增加很多，但“觉得还是有必要，在广东一带生存空间已经很小，这其中尤其是招工很难解决。目前东莞工厂仍有接近三百人，虽然工资相比去年上涨了两三成，但用工缺口仍有30%左右。

　　用工短缺是众多珠三角企业考虑内迁的主要因素。“我们也不是现在才有（转移）的想法，几年前就有了。”广州市台企协会会长、广州嘉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程丰原对本报记者表示，从大环境来看，广东面临着劳动力的短缺和整个成本的上升，“一些产业不适合在这边做，就需要往内地迁移，这边空出来做一些高新技术、服务业之类的。”

　　即便如此，广东的用工荒真的到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了吗？广东真的如外界所言的人口红利期已然结束了吗？事实并非如此。

　　仍处人口红利期

　　广东省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广东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8642万人相比，十年共增加了1788万人，增长20.69%，平均每年增加178.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90%。

　　同期，全国总人口增长5.84%，年均增长率为0.57%，广东常住人口增长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省统计局分析，广东人口增长较快，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户籍人口增长，由于广东人口基数较大，每年人口自然增长量较大；二是有大量外省人口流入，广东经济发展较快，对劳动力需求量大，吸引了大量外省人口到广东工作和生活。十年间，广东常住人口增加1788万人，其中有644万人是由外省流入，806万人是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7618241人，占16.89%；15~64岁人口为79645606人，占76.36%，比十年前上升了6.5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7039285人，占6.75%。广东人口呈现出明显的“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老年人口比重低于全国8.87%的平均水平。

　　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幸晓维指出，广东劳动年龄段人口比重较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目前广东省人口还处于人口红利期，本省户籍人口中，劳动力年龄段人口多；二是有大量外省劳动力在广东就业，拉高了广东劳动年龄段人口比重。

　　“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省外人口的大量流入。”著名人口学家、广东省社科院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对本报记者分析说，这十年间广东外来人口进入了600多万，加上原来的1500万，达到2100万，“这些人口基本上是年轻人，90%以上都是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他说，如果仅仅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无论是“五普”还是“六普”，广东的老龄人口占比其实和全国平均水平差不多。

　　随着金融危机之后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速度的加快，以及内陆省份经济的迅猛发展、“三农”政策的不断落实等，越来越多内地农民工就近就业，而原先在沿海就业的外来工也多有回乡就业的趋势，这也让外界怀疑未来广东外来人口是否会出现减少的趋势。

　　对此，郑梓桢分析，人口流入广东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全国人口压力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太大，需要寻找出路。其次是广东的经济跟内地经济、生活质量水平的落差。“你要他们撤出广东，除非这两个条件产生变化，人口的压力过重在一个时期内是不会减少，经济落差虽有缩小，但也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

　　广东省统计局此前发布的“十一五”广东人口变化相关信息也显示，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广东机械增长人口变动较大，与上年相比减少51万人，常住人口增速放缓，增长率仅为1%，增幅减少0.56个百分点。

　　2009年常住人口增长速度继续减缓，增长率低于1%。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2010年初以来，外省流入广东的常住人口急剧增加，年末常住人口增长率明显上升。

　　这种人口红利期将可能到2020年左右才会结束。据广东省老龄委委托广东社科院所做的题为“广东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战略研究”，2011~2021年，为人口老龄化的缓慢变动期，到2021年之后，人口红利期才基本结束。

　　用工荒之辩

　　近年来，随着各地用工荒的频繁出现，外界也一直质疑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在枯竭，尤其是频繁上演用工荒的珠三角是否真正到了劳动力枯竭的时候呢？

　　对此，郑梓桢指出，广东1.04亿人口中，8000多万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量的76%，无论绝对数还是百分比都比“五普”明显增加，这充分表明广东未来几年的劳动力供给仍是非常充裕的。“远远不是人口红利期已经到期、劳动力已经枯竭。”

　　他指出，用工荒的出现主要是劳动力结构的问题，一方面，广东产业升级需要的是技工，但现在流入的大多是普工。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提供的工资与劳工的期望值存在矛盾。

　　此前有广东就业部门的官员也指出，用工荒的一大原因在于农民工不是没有就业意愿，而是企业在薪酬方面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来吸引他们。珠三角企业如果再靠单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型产业，就很难吸引到合适的劳动力了。

　　对此，王伟认为，在目前的公平社会下，老板愿意出多一点工资自然有人来干，“但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我是愿意给工人加工资，愿意工人待遇好一点，但是我的产品在市场可能没有任何竞争力，我的生存空间就很少了。”王伟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的利润空间已经差不多达到极限了，现有的工资水平达不到一些人的要求，所以就造成了用工难。

　　本报记者在109届广交会现场走访多家出口企业了解到，受原材料上涨、用工成本、人民币升值等多因素影响，生产成本大幅上涨，上涨幅度远远超出了客户所能接受的单价上涨幅度，企业的利润空间已非常小，因此能进一步提供给工人的工资上涨空间相当有限。

　　东莞市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教授根据近期在东莞塘厦的调研得出，用工荒是局部地区局部产业出现的现象。

　　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刘小钢也指出，有些企业并不存在缺工问题，比如汽车等中高端的行业，缺工的主要是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这种企业本身利润空间就很小，老板挣的钱也不多，没办法承受更高的工资。有段时间工会提出来，你招不起工人你就不要办了。不要为了把工厂办下去，硬把工人工资压下去。”刘小钢说。

　　对企业而言，应对结构性的用工短缺则有多种方式，“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定位。我认识一部分长辈的，认为能做就做，不能就关掉了，因为钱也赚够了，子女也养大了。还有一部分要继续奋斗的，他们就要去想办法转型，增加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搬迁到内地、找新的客户渠道换一种经营模式。每一个企业的环境和背景是不一样的。”王伟说。

　　刘小钢认为，从广东的角度来讲，还是要着眼于提升产业结构，低端的产业不要再办下去。“至于向内地转移，我们问过一些企业，转到内地去怎么样，他说要看他的销售渠道，转到内地去，人工低了，运费高了，也办不下去。这样的低端企业，转出去也没有用。”

　　众多分析者指出，要形成一种缺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加快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不过，对企业来说，转型升级并非易事。“转型升级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你说我们这种行业，转型能转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很迷茫。”广东省丝丽国际集团服装公司总经理助理叶玉俏对本报表示，希望这个过程是逐步升级，而不是“一下子改掉”。

　　另一方面，相比苏、鲁等其他省份，广东现有的传统产业、低附加值产业占的比重最高，转型升级的压力也最大。

　　反映在人口统计上，数据显示，和全国相比，广东高中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高于全国，但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8930人，广东比全国平均水平少716人。

　　幸晓维指出，由于目前广东还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层次较低，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以初高中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广东常住人口中高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高素质人才不足，对今后广东省产业升级转型和科技创新不利。

　　“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林江指出，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就越吸引文化层次不高的人在这里聚集，这样的情况下就越无法吸引一大批文化层次高的人前来，反过来就影响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就是对传统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

　　对此，刘小钢认为，必须加大技能培训的力度，要大幅度提高外来工的素质。比如之前广东省团委推出的农民工通过远程教育方式免费读北大就吸引了不少外来工的踊跃参与。

　　“广东甚至全国的问题，不是民工荒、人口红利结束、劳动力枯竭的问题，而是劳动力的结构问题，这个问题要通过扩大就业市场，把就业市场精细化，长期要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来实现。”郑梓桢说。

　　伪城市化挑战

　　虽然此次广东普查登记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6.18%，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1.18个百分点，大大高于全国的49.68%，但这种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半城市化”、“伪城市化”。

　　“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这么高，但这其实是把流动人口给算进去了，这些流动人口仅仅是半城市化、准城市化，甚至是伪城市化，在积分制方面，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郑梓桢说，只有完善这些制度，才能使社会进入一种可持续的状态。

　　人口迅速聚集珠三角也使得不少地方非本地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出现严重的倒挂。以制造业大市东莞为例，尽管该市统计的户籍人口仅有180万左右，但此次普查的结果显示东莞目前的常住人口已达822万。

　　作为东莞市特约研究员，林江指出，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使得东莞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第一个是社会管理问题，大量外来人口给地方政府、社区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对外来群体的信息掌握不清，政府和社区提供的资源与外来群体的真正需要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他认为，要让这些外来人口真正融入城市，首先应该在户籍制度上松绑，因为户籍是跟社保医疗教育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户籍制度不放开，外来工就享受不到一个本地居民可以享受到的服务。

　　2010年6月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意见》)，正式在全省推行“积分入户制”，原则上积满60分就可以落户，目前，已有10多万名流动人员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按照计划，到2012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80万。

　　不过，积分制入户在深圳、东莞等中心城市的实施门槛仍然偏高，每年入户指标与农民工的真正需求存在着较大的落差。例如，深圳今年积分入户的指标任务有4600个，广州市也规定要积满85分，今年头两批积分入户人员也只有3000个名额。

　　林江认为目前这个积分制标准还是太高，“这个制度还是太过强调精英，做个清洁工也是居民，但清洁工入户就很难。”

　　“从城市来说，城市也有城市的顾虑，城市的人口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对包括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也是一种分摊。农民工方面也有顾虑，不愿意放弃老家的土地等权益。”刘小钢指出，很多外来工对所在城市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就像一个“过客”。

　　而对于很多外来工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他们决定在何处定居的关键。“教育部门觉得城市优质的资源更多应面对本地人，没有本地户口要在这里入学确实有点难度。”刘小钢指出了两个解决途径，“一个是‘钱随人走’，例如湖南的孩子过来广东读书，那能不能把他的义务教育的经费调到广东来呢？另外，外来工来广州打工，为广州做了很多贡献，广州市政府也有责任提供给他们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