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做包工头不是普通建筑农民工的出路，出路在于去掉‘农民’，成为真正的建筑工人”

　　【财新网】（记者 蓝方）在2011年4月18日召开的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今年人社部将启动三年基本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专项整治行动。

　　该目标的提出，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事实上，2003年温家宝总理为农妇熊德明讨薪后，针对欠薪问题的文件不断出台。而建筑行业的欠薪情况却始终未得到根本性好转，工人按月领取薪酬的法定权利则更难落实。

　　建筑行业的欠薪痼疾，与该行业普遍盛行的垫资制度相关。在开发商预售房屋回笼资金前，每层分包、转包关系下的承包者都需要自掏腰包，垫付部分款项。最底层的农民工则为之垫上自己的工资，每月仅领取数百元生活费，待到年底或工程结束再最终结算。由于三角债务的存在，建筑行业工资拖欠极为普遍，农民工在不同的分包、转包商间艰难讨薪。

　　在建筑行业层层分包体制下，从普通农民工晋级为“包工头”，乃是不少工人的奋斗路径。包工头究竟在分包体制下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2011年4月25日，在“与建筑者建造尊严——‘对话建筑工’”的主题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资深劳工专家沈原教授与河北包工头李新峰对话。

　　建筑工地的用工结构

　　沈原：包工头是这个包工制度上的节点。你要做包工头，你是怎么找工人的？我插队的时候当过民工，那时候是生产大队、人民公社这样的制度保护我，保证我有饭吃。改革以后，没有这样的制度保证，你和普通工人之间依靠什么关系维系？他们怎么跟着你走？

　　李新峰：我的工人大部分和我素不相识。最初我给他们日结工资，以此来赢得他们的信任。

　　我一般会带十来个工人。在我的上面，还有大包工头。一般要4到5层关系之后，才能到劳务公司一级。

　　我上面的包工头不仅会拖欠工资，还会克扣。一个项目做完之前，是由我自己垫钱支付工人的生活费。一人平均一天是十多二十块钱，一般一个人一月是600到700元。也就是说，我每月都要垫上六七千块钱。项目完成后，我来和上一层的包工头结算。一般会以工程不合格、要返工等理由克扣，这样我还要继续贴日工、生活费。一般10万的费用，要扣2万块。这基本上是一个惯例了。

　　包工头与工人联合讨薪

　　沈原：如果你的上家不给工资的时候，你会和你的工人一起去讨薪吗？

　　李新峰：公司不给我钱，我拿什么给工人？去年有两次欠薪的情况。一次是在冬天，工地上要求我带着工人抹水泥，当时天气很冷，灰一抹上去就冻上了。公司因此叫停工，而且不给结工钱，理由是说我们抹得不合格，来年还要返工。

　　于是我们找到项目部，要求结工钱。项目部就和劳务公司相互推诿，于是我们就去堵工地的大门。堵大门无效后，又去找劳动局。当时已经是12月31日了，我让工人们收拾好行李，一起去劳动局，拿不到工资，就谁也不能走。

　　想办法进到劳动局以后，我们三十多个人就往地上一躺，问题没解决，后来还扯了横幅。劳动局副局长保证晚上会给我们解决，结果晚上来了一个刑警队的队长。另一个包工头和他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被说成“袭警”，最后我们三四个人就被关了一晚上。但这一晚上后，也把工人们的工资要回来了。

　　改革现有体制的动力何在？

　　李新峰：作为包工头，我当然也想改变这种不按时结钱、欠薪、克扣的现状。但是我无能无力。我们包工头没有实力和公司谈判。如果我要和公司签一个对它有所约束的协议，或者代表我的工人要求和他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活儿我可能就接不成了。

　　如果签了正式的协议，公司增加的成本太多。而市面上多得很的廉价劳动力。除非所有人都要求签正式的协议，所有人都这么干，才有可能改变。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需要所有人都去努力。

　　包工头并非普通农民工的出路

　　李新峰：包工头并不是保障。建筑业农民工，要么撇开农业，要么撇开建筑。不是我们回去种地当农民，要么就做真正的工人，享受和工人一样的待遇，一样的社会保险。

　　沈原：我非常同意。农民工在社区，是社区公民，在企业，是企业公民。现在不是仅仅为涨一点工资讨价还价，还要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住房、下一代的教育所需要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博弈。现在必须给农民工真正工业公民的身份，原有的体制已经三十年了，不合理，也维持不下去。农民工的未来，不是要变成包工头，而是要废除、埋葬农民工生产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