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经日报:最初怎么想到要去拍一套与垃圾有关的摄影作品?
王久良:2008年我回山东乡下老家拍《鬼神信仰》。我在田间地头看到了无处不在的装农药的塑料袋。原来是用棕色瓶子装,一次可以用一年,现在每使用一次都会产生一个塑料袋。
2008年在家乡的那一幕是个引子。但是每件事情的生成,并不是一拍脑门的决定。第一是想法,第二还是操作的问题。这个想法的成行和鲍昆老师有莫大的关系。我是鲍昆老师的学生,但他很少和我交流摄影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常常鼓励我打开眼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2008年9月,平遥摄影节期间,我把这个想法与鲍昆老师谈。选择这个意味着对先前传统文化的抛弃。我把我详细的拍摄方案和计划与鲍昆老师交流,获得了他的支持。最重要的,获得了做这个事情的资金支持。最开始拍摄的钱是鲍昆老师提供的。
其实最开始想的并不是拍《垃圾围城》,最想拍的是垃圾背后本质的问题,就是现在做的与商品社会有关的东西。但是为了向大家阐述,为什么要拍这些,所以我需要展现给大家,是基于这样的垃圾污染状况,促使我做这个作品。
日报:刚开始拍摄的时候,你的设想是怎样的?拍摄计划是否产生了变化?
王久良:刚开始想得很简单,就是把几个垃圾场的形态、垃圾的量,找几个很吸引眼球的东西拍出来给观众看。但是随着进程的深入,思想就发生了变化。我逐渐静下心来真正观察一个垃圾场,这个垃圾场本身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垃圾场它在哪?有多大规模?垃圾从哪来?它对周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周边自然、人文环境发生怎样的联系?我就从当初拍最恶心人的东西的想法,站在垃圾场里看垃圾,转入从站在垃圾场里向外看,以及从远处看垃圾场。这是一个明显的视角的变化。你现在看高楼大厦,和当你脚真正踏入垃圾场里,再看高楼大厦,看牛羊、看庄稼,是完全两样的。我开始思考,是城市向垃圾逼近,还是垃圾向城市逼近?我最终得到的答案是,城市向垃圾逼近。
一个大型的垃圾填埋场,前方可能就是飞速驶过的高速列车。你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快速的发展,和严重滞后的环保意识。所以我尽量在我的片子中留给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能够看到的不只是垃圾。很多朋友看过以后跟我说,久良你拍的不是垃圾,你拍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在探讨城市、消费、垃圾、人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包括我接下来的作品,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日报:超市项目想要探讨的是什么内容?
王久良:在我看来,超市里卖的东西全是包装。我与歌德学院一起合作,一个德国青年明确告诉我,你们现在肯德基的包装,是我们德国上世纪80年代的。而这种包装在德国早就被废弃了。这是一个地域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关注这种问题,而不应该叫嚣着我们该少抽一支烟,我们不能穿这种衣服,我个人不赞成把每一个消费者当做清教徒似的禁欲者。我们应该考虑真正的源头。真正的源头,不是在家里,甚至不是在厂家生产的时候。真正问题在于观念里,在你当初想到要使用这种包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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