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标签:描述]
【中国企业家网】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联合主办的2011(第十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12月10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隆重举行。中国企业家网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图文直播，以下为详细内容。
主持人陈伟鸿：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各位媒体界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又是一年相聚时，今天国贸大酒店的金色大厅高朋满座，我们共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盛大召开。
我知道每年这个时候，对很多企业家心中都有一个期待，期待中国企业界这样一个年度盛事，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盛大举行。作为主持人我有很多次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以共同期待的心情在迎接他的胜利召开，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向在座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表示最诚挚的欢迎，谢谢大家出席我们年会。
今年是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第十届，中国人常常会说十年磨一剑，扬眉剑出鞘。在如今这么一个态势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年的年会主题是“2012：制度进化与市场尊严”。我们希望在这个年会之上，我们可以对过去一年提出问题寻找答案，也希望在明年的制度变革与市场环境进行考量、做出判断、开始行动。从此可以看出，企业领袖年会是一次总结得失的年终复盘，是一场启迪智慧的思想盛宴，是一个决胜未来十年的新起点。
今天很有幸我们邀请到很多重量级领导莅临我们年会，马上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届年会的贵宾和今天上午的演讲嘉宾，他们是：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先生
经济日报社社长徐如俊先生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先生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先生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先生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先生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宋志平先生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先生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先生
龙湖地产集团董事长吴亚军女士
德国电信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黄辉先生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先生
中国媒体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田会先生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郑国汉先生
摩立特集团首席执行官傅忠先生
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女士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先生
谢谢各位的掌声，出席本次年会的一共有800多位非常优秀来自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在随后两天18场论坛中，即将登场150多位演讲嘉宾，还有《中国企业家》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和理事，《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历年来所评选出来未来之星和商界木兰，还有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由于时间原因不能一一介绍大家，在此我们谨代表主办方欢迎大家来出席我们的盛会。
在今天年会一开始，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有请《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女士为我们致开幕词，掌声有请。
何振红：尊敬的邵宁主任，尊敬的徐如俊社长，尊敬的各位企业家朋友，新闻界朋友，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向大家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明天就是中国加入WTO10年的日子，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也是第十年，这两个十年重合看起来是偶然，其实有着深刻意义。中国加入WTO以改革开放姿态融入世界，是中国发展史，中国开放史的里程碑。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十年开启中国商业发展，中国新商业文明新篇章，这个十年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十年，也是中国商业力量蓬勃生长的十年，有人说这个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
说黄金十年从宏观上来看有几个耳熟能详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我们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出口国，是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中国经济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正成为拉动亚洲，乃至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力量。说是黄金十年，从企业上来看有一个羊变狼的故事，如果大家还记得十年前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人们惊呼是狼来了，很担心是引狼入室，当然也非常期待我们能与狼共舞。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看到不少的企业已经把自己变成了狼，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奔跑。所以，有人说中国羊已经变成了世界狼，说他是黄金十年，从商业角度来说，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中国企业领袖力量的崛起，每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我们都会评出最具影响力25位领袖和终身成就奖，10年下来已经有11位入选终身成就奖，有诸百名荣登榜单，上榜都是各个领域里最为活跃，最为前瞻，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都是影响中国企业进程那些商业事件的操作者，推动者，他们用极大地勇气和非凡胆识去破坏阻碍市场发展因素，用担当和责任去承受金融危机的洗礼。
应该说企业领袖这个群体崛起是市场力量在中国崛起的标志，为了向这个群体表示致敬，今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我们也有两个微创新。一个创新就是明天晚上的颁奖晚会，我们联手贵州卫视做了一场电视晚会，还有一个创新可能大家在资料袋里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中国企业领袖水彩肖像集，这两个微创新都是为了向这个群体表达我们的敬意。
如果说回望十年，我们用大写意，要回顾今年，展望明年我们就得用素描。毕竟刚刚经历都历历在目，即将到来需要我们一点点经历。我们把今年主题定为“2012：制度进化与市场尊严”，2012年是具有一个象征和隐喻的词汇，放在这里不代表灾难是代表担忧，对中国而言最大担忧我们经济增长会不会迅猛减速。大家知道这两年很多企业，很多人都逃离实业转着去做地产，投资，现在状况是什么呢？投资业难题摆在那，地产业的难题又来了，投资也没有那么好了，这么一个状况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来破解这样的困局，我们怎么面对经济迅速减速所带来风险。制度代表着是一种期待和必然，有人说在中国做企业很难，一方面要在市场中搏击，一方面还要和制度博弈，花大量的时间和制度博弈肯定会引发企业中的功利行为，鸵鸟行为，这些行为出现会不会导致企业家精神削弱，会不会带来企业家使命感淡薄。
在这样环境中我们应该怎样推动制度净化，企业家能够做到既独善其身，又兼具天下，最近一两年有一种现象特别引人注目，食品安全领域危机平起，看是市场力量失灵了，在地产领域也十分强势，显然这是一种博弈，造成这种局面谁是因谁是果，我们如何面对市场力量示威，我们该怎样矫正市场话语权下的局面。这些论坛在接下来环节都会涉及，我们希望从与会政界，学界，商界经营里找到答案，启迪思路，形成共识，我们也同样期待今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绽放出最美思维之花，智慧之花。
现在，我宣布2011第十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开幕。
主持人陈伟鸿：谢谢何振红社长，这一声开幕让我们想到了十年来每一次岁末年初有多少前瞻性思维就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陆续展开。在刚才回顾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这十年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十年，在这个平台之上我们也看到一个日渐崛起中国企业家群体。在今天第十届年会召开之际，究竟有着怎样的智慧在所有人的期待当中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接下来的嘉宾，他是经济日报社的社长徐如俊，掌声欢迎。
徐如俊：尊敬的邵宁副主任，尊敬的各位企业家，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国际友人，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举办第十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隆重召开之际，我谨代表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也是企业领袖年会创办第十个年头，两个十年交会令人充满无限感慨，也国民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社会文化空前繁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不断提升。
这些成绩的背后，有来自各行各业人们拼搏与努力，更有在座的企业家们做出的杰出贡献。十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汇集了太多业界突出，勇于担当，各方面堪称表率的优秀企业家，是你们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即将过去的2011年对于中国企业家们来说又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从国际上来看，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随着欧债危机引爆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再次涌现，而且很有可能进入较长时期的衰退，这不可避免会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外贸领域产生负面影响。从国力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在国家实施一系列趋向紧缩宏观调控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下半年以来很多行业和企业出现了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对未来的预期存在悲观的情况。一方面这是调整中的阵痛，另一方面也给下一步宏观调控基调的把握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相信在随后两天的会议讨论中，在座的企业家们会为我国接下来的宏观决策提出很多客观中肯的建议。尽管未来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们表现出超强的忍耐力，创造力和爆发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极大地活力，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保持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走过30多年光辉历程，今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市场接受住了来自市场，全球的洗礼和考验。入市十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仍然面临改革的重大制度，制度上不完善，结构上不平衡仍然影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本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主题是“2012：制度进化与市场尊严”，这是一个重大深刻而现实急迫主题。在接下来两天时间我们企业家将与专家学者，政府领导，以及来自全球同行们一起交流探讨，中国企业发展的动力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的制度净化还有哪些障碍，将来如何取得突破？中国的市场尊严如何重塑，企业家们又将如何应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等等。
在此，我有三点建议想与各位企业家朋友们交流。第一应对危机和不利环境，首先需要重振信心。我们虽然面临复杂艰难环境，但中国经济发展向好的主旋律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依然有着较强的增长潜力和动力，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来应对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第二，企业家要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和前瞻的视野来面对国内环境。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的重心依然有了很大变化，企业家在社会中作用和地位也应该相应调整，理解这种大趋势，秉持包容开放心态和洞察未来的远见，并落实在企业运营中做好自己的企业才是不变的王道。
第三，现在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好时机，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国际化的难得机遇，2012年将是我们开展海外投资收购的好时期。中国企业应该以积极的的心态来开拓海外市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一定要把握住投资风险，做好自身的平衡。
今天，我非常高兴再次出席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回首十年是我们心情耕耘的十年，更是我们坚守信心的十年。《中国企业家》杂志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主流商业媒体，弃而不舍宣传企业家精神，捍卫企业家价值，并通过企业领袖年会这个平台使这种价值在全社会充分传播。十年磨一剑，作为主观单位经济日报报社集团对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和《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成功表示衷心祝贺。
最后，我代表经济日报对所有关心和支持《中国企业家》杂志和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感谢，预祝本次年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陈伟鸿：谢谢徐社长，在我们十年耕耘当中自然有您一份功劳。其实，在十年当中接下来我常常请的嘉宾也经常与我们进行分享，下面我们有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先生，我们掌声有请。
邵宁：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第十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制度进化与市场资源这是一个大气度，具有丰富深刻内涵的主题。对于各方面的改革都有重要的启迪，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推进规范的制度化建设，应该是这一主题的合理延伸。经过几十年艰难探索和推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了重大进展，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领域，国有经济实现了大规模的主动退出，由此完全改变并优化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对由于经济转型，或者经营不善而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疏通了破产退出的通道，市场经济优势劣态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对正常经营的国有企业初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和对经营者的经营理和约束机制，从而激发了企业的内在活力。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朱镕基总理启动3年改革脱困之前，国有企业还是国家经济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而现在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的稳定因素。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是在短短十几年中发生的，这说明了改革取得的成就，也说明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极端必要性。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路径日渐清晰，国有企业在向两个方向集中，并逐渐形成了两种类型不同的国有企业。这两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在今后的改革方面也会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第一应该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地铁等方面的企业。具有公益性的国有企业，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产品或者服务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最基本的保障条件。第二，在经营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因素，有些是寡头竞争，有些是独家经营。第三，产品或者服务价格由政府控制，企业自身并没有定价权。第四，企业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经常会承受政策性的亏损等等。
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尤其是在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剧烈波动，或者发生突发性事件的时候。在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国内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人们生活受影响比较小，与这些企业发挥了对市场波动的抑制作用直接相关。中国救灾重建的效率举世公认，对于这些国有企业，包括其他企业的动员能力有很大关系。
第二类是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企业，中央企业占多数，包括宝钢，中粮，一汽，中国建材等等，还有一些很有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这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在体制上，政企分开更为彻底，出资人职能之外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的决策和内部事务，对这些企业也没有扶持帮助的义务。企业在机制上更加市场化，干部管理制度，劳动分配制度等等都在向市场化的方向改革。同时作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题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这种类型国有企业要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乃至破产退出的风险。竞争型国有大企业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对于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的中小企业效率很高，竞争力很强，但是大企业，大集团发育不足。在规模经济要求很高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国有竞争型大企业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我们国家相关产业竞争力的代表，是排头兵。这些企业和广大民营企业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基础。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提供保障，在大企业层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是当前国有竞争发展两个主要功能。在这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推进和深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但是，在当前已经达到的改革深度上，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前景已经可以看的非常清晰。对于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到四个方面，一，是以企业内部劳动用工，干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改革，也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建设和管理体制建设。
二，是建立有别于竞争企业有出色的竞争人管理制度，考核和评价应切合企业的功能定位。三，是实施有效的行业监管，包括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行业限制，提高透明度，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四，是形成规范合理和政府间政策安排，以兼顾企业为社会服务和企业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对于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式是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具体的讲就是国资委近几年一直在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工作，我们判断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规范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
做到这一点，国有企业就彻底变为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与社会资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国有资产就彻底资本化，流动性非常好，进去非常容易，这种状态就为下一步改革和结构调整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概括的讲一下，公益性的国有企业就是改革加监管，竞争型国有企业就是公众公司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这样的深度，取得目前的效果非常不容易，下一步只要我们尊重市场的尊严，不断推进规范的制度化建设，改革就能够继续的向前推进，谢谢大家。
主持人陈伟鸿：谢谢邵宁先生，刚刚大家听到他认为我们今天主题是一个大格局，有内涵的主题，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前瞻性的话题之下，我们特别渴望知道企业家的思考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请出第一个和大家分享他观点的企业家是一直低调而忙碌的，打造着他全产业链宁高宁先生，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欢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先生为我们带来15分钟的主题演讲，有请。
宁高宁：尊敬的邵主任，尊敬的徐社长，一年一度《中国企业家》杂志给中国企业界的人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大家相聚一下，一年的忙碌互相问候一下，交流一下，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参加这个活动也很多次了，每次都很享受和大家的交流。今年我想说一个企业界反思的问题，因为每年开这个会都是处在北京比较冷的时候，我每次印象比较深的时候下车进门刮大风。北京刚刚开始寒冷了，全球的经济也是开始寒冷，目前我觉得企业家的反思就变的非常重要。因为从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实际上当时整个全球，不管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企业界，他的反思基本上仅仅限于对华尔街高工资冒了一下，没有真正反回来去对金融和社会的关系，政策货币发行和对经济的影响。
实际上，在过了没有一年以后，大家都以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很好了。可是，一年多以后，就业没有上升，经济没有后续成长，又继续带来所谓占领华尔街，引来了很多社会矛盾。
再反过来看，今天再反过来说又用了更多通过更多借贷，更多货币发行，更多债务累计这么一种方法，希望来继续去治理前面因为过度借贷，过度金融创新所带来的矛盾。由此，大家更知道欧洲的危机随之而来。今天这个反思从企业界来说，我参加Asia的会议，我们做的实业企业不错，我们公司在成长，我们盈利也在成长，我们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在成长，为什么就危机了，为什么我们的股票就一半（股价）不见了，这个问题好象全社会应该有一个反思。
金融和货币在经济社会中应该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起什么作用，为什么现在经济危机不见了，金融危机过几天就来一次，我想这个应该作为政策制定也好，企业界也好反思的一个主题。当然说回来中国企业界需要反思的就更多了，因为今天我们主题叫制度进化和市场尊严实际上含义不言而喻，中国企业界，很多年以来都带着一种对制度不完美的意见和批评，对市场力量没有得到完美，百分之百尊重。
为什么今天这个题目再提出来?我相信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和大会主办都非常清楚，非常好的用以，希望再来进行推动。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两面的，我觉得中国市场力量，或者说市场尊严，或者说制度进化，如果说还没有给中国的企业创造一个让大家更满意的环境，中国企业界本身是有责任的。因为中国企业界也相当成熟，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希望利用政策的不安分来创造机会，这种例子就很多了。我们这一群所谓会议改革，回来往往受到制度影响被改革，被动使用这种政策，远远多过我们能够对政策有什么影响，刚刚邵主任讲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很多结论性的观点，也是十几年以来我身植于国有企业当中感受到的观点。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改革和困难?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各个因素上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说100年前，200年前，你知道中国为什么走到今天，如果你把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上某个国家进行相比，特别是某个层面你觉得中国是很不足的。但是，有一点我今天在《中国企业家》的会议上我想说，中国企业界的影响力在中国之所以不够，我认为是中国企业界真正，核心的创造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够，真正的改变了行业，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中国企业不多。
讲到企业领袖年会已经开了10年了，10年前说这个话是要求过高了，10年以后再不说这个话要求过低了。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低成本企业，很多很好的做地产的企业，也有很多很好的资源型的企业，一般生产型的企业都比较多，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企业。比方说中国企业中在互联网，在中文使用上这种应用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像华为也做得很好。我觉得中国企业应该向他们学习，而大量的群体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讲，传统的，规模型的，成本型的，制造型的，传承型的这么一种经营之中。
可是，作为企业来说创新型，创造型是任何企业家所有责任中的第一责任，任何去尽力保持这个企业运作和尽力去追随某个业务运作，本来这个东西都有了，这个电视机本来就有了你来第二个这只是一个生产者的责任，而不是一个企业家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说，没有这些真正的创造，中国企业再大，盈利再好，企业家的光辉也不会闪耀。
我们希望政府来尊重市场，尊重制度，尊重企业家，可是中国的企业界的人真正履行了他企业的创造力责任了吗?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做买卖的文化，中国搞企业就是搞买卖，买卖是一买一卖，充满了很强的贸易炒卖心理，没有长远的产业心态，没有技术成败，没有产品至上的心态，更没有建立宏大产业的雄心，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
我强调不是说每家企业，我只是说大的一个范围，当然也有很好的企业，不能每个都打一棒子。当然有人说中国企业家冒险性不够，创造力不够，原创力不够是中国大环境所造成的。在这里我举个例子，一个多月以前，好象就这个房间中粮商业地产业务在这开一个会，是请了商业地产里面最主要的，好象有那么一两百个租户，到年底了做一个答谢，或者说是交流会让我来讲话。当时那个牌子是竖那边而不是这边，当我上台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把讲话变成了英文讲话，为什么?因为我一看前两排的人全是黄头发，让我非常吃惊。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个商场里面从吃的，从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一串全是国外公司，从穿的来看一大堆也全是国外公司。当然有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公司是北京卖服装几乎最便宜的一家公司，他并不是LV，并不是很贵的品牌，在北京几乎是最便宜的衣服。我突然觉得，原来中国的企业在做什么呢?真正在品牌上做什么呢?中国是制衣大国，当时纺织公司是第一位，盈利最大公司，现在当然不行了，现在衣服也慢慢开始，我这不说国内公司不好，他们都我们的客户，也都很好。
当然，也有中国做衣服的企业，我只是说这个创造性，产业的创造性，产业建立这种能动性，，持续性，最终品牌深入人心到民众生活中这么一种连贯性我觉得是不够的。如果今天我们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做不来的，比方说我们做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不会做，今天我们说的是穿衣做饭的事，但是中国企业没有很好去把握，当然这也是一个批评，去把握创造一种品牌技术和产业，这么一种，战略上来讲把握是不够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反思的，创造力在什么地方。说了半天，说说中粮。中粮本身更是一个传统的从贸易起家的公司，贸易公司变成一个实业公司，实业公司逐步面临一个产业集合公司，希望能做出一个品牌来，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所谓的产业链有点创造价值的整体型企业来。但是，现在在做什么?中粮集团目前希望能够真正向着创新和技术去走，能够向着真正的营养健康去走，向着中国人的生命质量，寿命，减少疾病，提高活力，增强中国人的体质，在食品角度去走。
中粮集团在一年之前成立营养健康研究院，现在有40多位博士进入里面，还有几位通过国家的千人计划。中粮希望通过这个全面提升公司大宗商品转向食品，而其中要有技术含量，营养含量，比方说“十二五”计划里面国家提出来要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73岁提到74岁，他们研究了一下，这里面食物是第一位的。中粮集团能不能真正带有技术的因素在里面，带有研发因素在里面，带有真正提升生命关爱，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在里面，而不是简单的一种仅仅保障安全的产品，而是一种提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由此变成一个有技术推动的食品公司，有技术研发的食品公司，有提升人类福祉的食品公司，这是我希望中粮集团能够做到的。
最后，在中国企业经历了这么多年成长磨炼之后，反思过来我们必须提出应该谨慎的，大家都现实一点，谨慎低价竞争，谨慎跟随别人，谨慎投机，谨慎资源，谨慎追求规模，谨慎地产，谨慎金融，特别是衍生品金融，崇拜技术，崇拜研发，崇拜创新，崇拜产业，崇拜品牌，崇拜竞位好产品，敬拜技术不断推动能力，崇拜有技术和推动的持续发展的好企业，这是今天我希望能够得到的反思，谢谢大家。
主持人陈伟鸿：谢谢宁总带到现场反思，非常抱歉时间有限不能让您进一步介绍，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金融来介绍，我们有请到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先生。
马蔚华：尊敬的邵主任，徐社长，各位企业家的朋友，我们非常高兴又相聚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年会上。刚才社长提到入市十年，我们这个年会开了十次，而我几乎每次都参加了。这十年我们中国企业家道路坎坷，体会很深，我们也感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机会。同时，我在每次年会上也耳闻目睹了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理性和成熟。
我们现在又面临一个危机中思考和转型的时候，我想就这个问题谈点我的看法。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有3年有余了，我们都希望尽快走出危机的阴影，但是事与愿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08年9月雷曼倒闭，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么，各国政府为了救市采取了一揽子刺激市场的措施，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在市场走出次贷危机的同时，政府自身的危机一点一点积累，最后又引发了政府主权债务的危机。
大家还记得09年的9月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就爆出希腊政府他的前任，最近欧盟正在为欧债所努力，这两轮主权债务的发酵蔓延，我们觉得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比雷曼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因为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有毒资产1.5亿美元，而这次主权危机仅欧洲五国的债务就是2.47万亿欧元。但是，这次欧债危机还不是简单的次贷危机蔓延，应该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敏感，或者更为困难的，这样一场危机。那次危机是市场失灵，反映的是居民和金融机构，由债务引起银行的危机。而这次危机，除了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之外，还引发了民众示威和骚乱，引发一些政府首脑的下台，甚至变成了一个制度上的危机。
大家都知道长期西方的高福利，但是在西方经济逐渐下滑，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政府债台高筑的时候要么要发更多货币，要么就要减少赤字，而减少赤字就涉及到福利的减少。这个福利是刚性的，老百姓就得罢工，上一次次贷危机发生以后，政府还有能力通过财政投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救市，而经过3年西方政府，几乎所有政府都债台高筑的时候要么要发更多货币，要么就要减少赤字，而减少赤字就涉及到福利的减少。这个福利是刚性的，老百姓就得罢工，上一次次贷危机发生以后，政府还有能力通过财政投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救市，而经过3年西方政府，几乎所有政府都债台高筑，财政政策没有余地，同样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几乎是零，那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还能通过G20在全球范围内救市，而这次主权债务危机，欧盟的铁哥们都不去管，包括德国，法国，他们也是置身度外，没有当初那样的团结，一心去救市。
而这次危机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世界经济可能呈现无就业的复苏，通货膨胀总体化，金融动态常态化，摩擦加剧再平衡缓慢，进而会引起冲突，乃至社会冲突。联合国发布的警告说当前全球经济徘徊在二次衰退的边缘，预计明年的世界经济增速，半年前还是3.6，现在已经下滑到了2.6。世界银行行长叫佐利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他俩几乎同时说当前世界经济岌岌可危。那么在欧债危机蔓延和全体经济复苏严重受阻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和中国企业也难以独善其身。就像高宁所说我们又面临一个冬天，这表现在欧美经济衰退我们外资市场受到抑制，还有表现在危机蔓延会影响我们国内的投资信心，投资的扩张，以至于库存的增加。既表现在因为热钱有可能比较大的撤出，而加大国内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又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不断震动对我国外汇储备和海外投资造成冲击等等。
需要说明的这些影响不是鼓励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累加起作用的。现在表现已经逐渐显现，海外统计我国出口额10月份仅增长15.9%，创8个月新低。我们对欧盟出口，欧盟是我们最大出口市场，你从8月份22.3降到10月份的7.5，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对欧盟经济影响是比较长期的，加上贸易主义抬头，所以明年我们出口的形式是不被看好的，企业投资意愿在下降，尽管我们稳定资产投资较快20%的增长，但是已经连续6个月的增长率下降。我们制造业经理人财力指数，这是衡量经济景气的一个重要目标，PMI首次降到49。
另外，大家都关心房地产投资，成交量萎缩，70个大型城市有34个已经下降了，而且开发的投资量是急剧减少的。GDP前三季度分别是9.7，9.5和 9.1，是缓慢的下降。最近7天，11月30号到12月8号美元季期汇率连续7个交易日储期拉平，这些指标确实带来很多担心，这时候西方唱空中国也盛销，怎么样对待这种形式，我们中国经济放缓，这些矛盾的突出，既有欧美债务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WTO十年我们中国越来越国际化，国际市场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也有宏观调控各种政策作用的预期结果。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去年在“十二五”规划中把未来五年经济增长速度降到7%，虽然在执行中还可能会超过7%，但是7%反映了我们的一种趋向。而且中央政府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这就因为我们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这高速增长是年均增长GDP 年均将近10%，为世界创造了一个奇迹。
但是，我们已经走到了历史的一个关口，以后的增长还能不能延续30年的高速增长，我认为是不可能了，这不仅是因为过去长期支持我们成长，特别是支持我们出口有竞争力这种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少，也不仅是因为支持我们长期高投资高储蓄率将要出现历史的拐点。今年，我们所有的银行负债业务都在下降，很简单现在是负利率，即使由于长远角度消费观念改变也要发生变化，所以这种变化应该是一个历史变化。
还因为过去支撑我们高速成长这种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环境都已经不堪重负，从欧债危机蔓延情况来看，我们的出口，这种逆转也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提出在未来“十二五”期间把经济增长方式有过去重速度，重大项目，重规模转到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重民生，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我们都习惯于过去高速度，过去银行贷款年均增长超过20%。但是，如果要实现这种经济转轨必须把经济适当的速度降下来。大家开车走弯路的时候要踩闸降一下，否则就要出去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变，保证转轨的顺利进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出现一些波动，出现一些变化，甚至出现一个速度延缓下降，放缓，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比如说我们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连续升了7年，现在有了7天的下跌。当然说正常也不正常，7天都是往上跑的，但是但说不正常总有一天要变化，一个成熟的市场应该是双边波动的，不应该只上不跌的。特别是最近一个时间，欧元的影响，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新兴市场，俄罗斯，印度也同样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根据市场规律和周期，这应该是汇率价格自然修复和风险规避正常修正，当然我们应该关注理性对待，但不要大惊小怪，这个时候特别不能听信西方的一些理论。
我上个月一直在美国跟他们进行交流，以前我们并不怎么样的时候，他天天说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封杀我们，现在出了一点东西又说2016年中国经济要崩溃，我是干银行觉得很惊喜，怎么要崩溃了，看不出这种迹象。所以，关键我们自己要理性，自己要有信心，别说好的时候，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理性，要清晰，要看到我们自身的差距。在别人唱空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要理性的对待自己。
我觉得欧债蔓延和经济的放缓，这个时候对我国经济转型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也对我们企业的转型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我们既不能指望还像2009年那样大规模4万亿，这不太可能，也不可能在很快就是货币宽松，大家必须清醒的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是非常大，因为前几年货币发行过多，流动性依然过剩，也不要高估政策全面放松空间，因为这只会加剧长期存在各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转型。
所以，我们作为企业家，特别是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应该充分利用当前市场趋紧倒逼机制，加快自主创新，主动进行战略调整，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个关键，坚决要淘汰落后生产力，提升我们产品的技术含量。你这个企业不管大小，你小也好，微小也好，只要你有技术含量，你符合未来的成长空间，我想不管是银行，还是各种各样的股权投资基金都会看好的。
我觉得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是要有信心，我们曾经说危机就是信心的崩溃，面对严冬我们首先要有信心。我们经历10年，我觉得中国企业家理性成熟，应该面对危机更有自己的理性思考。第二，我觉得要着重开拓多元化的市场，出口的问题可能会比较长的存在困难，但是内需市场是无限扩大的。我刚才讲到消费观念转变很重要，尤其现在年轻人他们不会像他父辈那样一年一年储蓄，他们是有钱就投资，没钱就透支，对我们消费市场开发是非常有益的。
第三作为企业在困难的时候要保持现金流的稳定，手里要拿着现金流，不该扩张的时候不要扩张，要理性的收缩。第四我觉得企业之间在困难的时候，要加强合作，即使是相互竞争的企业也是要合作，不要两败俱伤，不一定竞争对手都是敌人，我们要把变成朋友。
第四，我们要善于在危机的时候处理突发事件，有些企业因为这个事没搞好会引发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企业家一定要在媒体特别发达的情况下，认识到这一点。最后这一点，在这个时候提升管理非常重要，就是练内功，不仅对于企业是这样，对于银行也是这样。现在银行和中国企业一样在发生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过去我们是高增长，年均22，大企业，批发业务，利差收入，我觉得现在这条道走不通了，整个经济大的环境在变化，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约束条件，特别是巴塞尔3提出资本监管的要求，比过去大大的提升了资本充足率的水平。
第三是市场需求的变化，小企业的需求越来越多，银行也越来越感兴趣，但不是所有的银行拿过来就能做的，要么就有风险，要么就提升成本，要学会这样的办法。财富管理的需求，老年金融需求，移动通信带来的挑战，这都是银行要面对的。面对这样一些变化，银行和企业一样也要转型，我们招商银行04年到前年第一次转型就是发展零售业务，发展中小企业，发展非利差收入，这带来了招商银行过去10来年可持续增长，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
从去年开始第二次转型，这就是降低资本消耗，提高风险定价的能力，降低成本，风险可控，提高资本回报率。说到底就是一个管理提升，中国的银行，包括中国的企业和西方的银行差距不在于产品，不在于一卡通和一网通，差的是管理，而中国的关键，我们能不能不断的能够摆脱传统，否定自己，不断的创新，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最后我想用我们德鲁克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德鲁克是我们的管理之父，他曾经说过“没有人能够左右变化，惟有走在变化之前”。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朋友，面临这次转型，这场危机，我们要大胆创新，理性思考，走在变化的前面，谢谢。
主持人陈伟鸿：谢谢马行长，我刚才在台下除了认真聆听之外，还认真借鉴一下银行严谨工作做法。刚才马行长特别强调信心，我们接下来请出的这位嘉宾非常有信心，他在刚刚过去一个月获得媒体关注，他本人凭着优异体验又重新执掌公司，证明他所率领的这家企业确实是一家国际性企业，我们掌声有请杨元庆。
杨元庆：尊敬的邵主任，何社长，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没有宁总，马总表现那么好每年都来参加这个年会，我记得上次参加这个年会已经是2006年的事，那次来参会联想刚刚完成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关切，甚至可以说是担忧。如果说国际化的新联想是一个新生儿的话，5，6年时间过去了，今天我再参加这个年会可以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这个新生儿已经顺利度过了婴幼儿期，最危险期，也完成了两家公司整合，现在已经建立了扎实的国际化运营基础，开始走上了健康、快速、成长轨道，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成功的一个范例。
跟并购以前相比，联想已经从一家营业额30亿美元公司成长为营业额超过200亿美元公司。去年凭借126亿营业额重新回到财富500强行列，我们今年有望更上一个新台阶。我们业务原本只是在中国运营，今天已经在全球160多个国家运营，我们的品牌过去在中国以外无人知晓，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过去3，4年的时间里面，我每年都去参加华尔街日报在华盛顿举办的CEO论坛，跟在这一样，最初几年大概没有人知道联想，今年我再去参加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而且很热情过来跟我祝贺联想的业绩。
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曾经一度对联想造成重创，08年底我们一个季度就亏损2亿美元，09年初我们对领导班子进行彻底调整，柳总重新回来担任董事长，我重新担任CEO，联想自此重新回到正确战略和文化轨道上面。我们很快就扭亏为盈走出了困境，到今天联想已经八个季度在全球主要个人电脑厂商中保持最快的增长速度，最近两个季度里面我们更连上两个新台阶，二季度从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上个季度1250万台出货量迈上全球第二的位置。我们是在全球大企业客户市场上，以及国家新兴市场上，已经是领导型厂商，我们是排名第一的。我们在全球发达国家市场上，不但保持高速增长，营业额已经超过中国，而且有相当好的盈利。
那么，能够取得这样成绩原因很多，包括我们并购前细致的调研分析，风险评估，并购以后分步走的整合策略，包括重新制定信息战略，以及我们一直坚持的创新等等。这些今天我都不想谈，我想谈谈另外两点很重要的原因，一是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吸引多元化的人才。并购IBM个人电脑之后，我们没有像绝大多数亚洲企业那样马上派自己的人去接管业务，占领重要岗位，而是客观分析了自身能力，更多依赖并购来的人才资源担任我们力所不能及角色，观察国外CEO如何管理国际化公司。
同时，我们也非常开放到市场上寻找合适的人才，尤其重视利用熟悉当地市场的人才管理当地业务，美国市场就用美国人管理，欧洲市场就用欧洲人管理。今年年初我们与NEC成立合资公司，在整合完成后第一个季度，我们的业务就实现两位数字增长，并且贡献了客观的盈利。在这个合资公司里面，担任最高领导两位，一位是日本业务负责人，他是一个澳大利亚非常懂日本。另外一个就是NEC业务，个人电脑业务负责人，他们卓越领导对这个公司成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今天联想可以说已经是最为多元化，国际化，全球化的企业。我们最高决策是9个人，分别来自6个国家，所以国际化的氛围，国际化的团队，加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所获得强劲的增长势头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国际人才加入。前不久像宏基前CEO也变成了我们顾问，索尼前董事长也加入了我们的董事会。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
当然了光有包容也是不行的，首先得自己有本事，并购前我们已经在中国打下非常扎实的功底这一点其实更为根本重要。经过多年的市场征战，我们不仅在中国已经拥有稳固的领导地位，而且打造成功业务模式，今天在全球所有市场我们都在运用我们过去中国创造的双业务模式，并购前我们还形成完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很多理念都跟西方接轨，比方我们薪酬体系，过去标准跟IBM有很大差距，但是结构很相似。所以，两家公司在整合起来就非常容易对接。
更重要的是我们用过去在中国市场上枭雄善战，善于学习，具有主人翁精神的老八路队伍，到今天让我最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当时一起打江山的人很少有人掉队的，他们在国际化积极学习，积累业务经验，现在都担当重任。可以这么说，联想的国际化不仅仅是把产品，把资本输入出去，更是中国，老联想管理智慧输出，文化的输出。这些就是联想取得国际化第一步成功的法宝之一。
对于联想下一步发展，我同样抱有充分的信心，这份信心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正确战略，有独特的业务模式，坚持不懈的创新，多元化的人才，强有力的文化这些法宝，也来自于我们对行业前景乐观。
下面我就想谈谈对行业前景的看法，过去一段时间不少人都认为个人电脑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我个人观点其实是恰恰相反，苹果在过去几年的成功，技术发展的趋势都在证明现在正是个人电脑往新一轮革新和拓展的时候，可以说前景大好。但对于厂商来说，要想赢得市场我们还得与时俱进，随着芯片技术，3G网络，云计算，互联网内容应用的飞速发展，个人电脑正在从个人计算转向个人互联，所以他的用途也正在从过去主要是个人办公扩展到个人信息获取，娱乐，社交，电子商务等等。使用场景也从过去办公桌面转变到今年自由移动使用，将来还会更多进入家庭的环境里面。
因此，个人电脑定义已经不再只是含有键盘和屏幕的传统形态，还延展到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未来智能电视等新的形态。对于传统个人电脑来说我们相信还会长期存在，但会不断革新，现在已经是百花齐放的时代了，有微软和英特尔所组成的微特尔联盟，不再单一，像Android新技术出现会造成性能更高，价格更低的组合，这给传统电脑带来多样化和丰富的选择性，未来笔记本电脑同样可以使用Android的应用商店。
那么在新兴这些互联网终端领域，我认为他的应用和体验俱佳产品，以及多种设备之间共享和协同将是发展的趋势。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等等这些设备的差别不仅仅在于屏幕尺寸大小，更在于每一类产品，其实都有自己独到应用环境，承载的关键应用不同，这些应用所实现最佳客户体验方式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发微博大家喜欢用智能手机，这个更方便。那么易于掌握短文输入方式，以及拍照的体验，是这类产品最重要的客户体验。而看书，浏览网页用平板电脑更加方便，阅读体验更为重要。但是要在网络上面看大片，最好的载体当然是智能电视，但是能不能方便使用到摇控器来操作就成为这样子的应用场景成功关键。
当然未来到哪了，设备多了，大家都希望带多种设备，一旦我们有了多个设备，他们之间是否能够方便分享信息，调用资源，甚至协同应用呢?就显得尤其重要。所以，这样子一个革新和延展给个人电脑行业注入强大的新动力。过去可能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用一台电脑，未来家庭和个人都可能拥有多个设备，这个市场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空间和舞台也会越来越大。
正是因为这样子变化，个人电脑行业正在面临重新洗牌。如果说以前我们中国厂商只是打打下手，现在我们至少跟国外的厂商一样了，具备了同等实现突破，正确领导地位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不必一下子就从做芯片，做操作系统，软件出发，这并不现实。但是，我们有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上消费者有着对产品，对应用不同的需求，我们应该从打造适合中国消费者需要的这些关键应用，从开发基于这样关键应用终端产品出发来迅速占领市场，抢占规模，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我们才有更大的机会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这需要产业链各类厂商紧密协作，包括做终端，做软件的，以及运营商共同努力。
联想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也制订了相应战略，在未来18个月里面，我们将分几拨推出不同类型的产品，其中不乏革新性的产品。通过这些策略有利落实，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去冲击我们新的战略目标，就是成为全球个人互联终端领域的领导性厂商。刚才宁总批评中国企业家缺乏创新精神，我完全赞同，IT行业应该是最需要创新精神的行业。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更多创新努力，让宁总在10年以后再做总结的时候，能够肯定，我们的企业创新精神得到了大大加强，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谢谢大家。
主持人陈伟鸿：谢谢杨元庆先生，不仅精准领导企业，也精准掌控着时间。其实，在国际化越来越多的成为中国企业一个共同战略的时候，我们也越发对这些走在国际化的先行部队当中中国企业充满了敬意，无论是联想，TCL。我们接下来要把掌声送给下面这位演讲嘉宾，他是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先生，掌声欢迎。
李东生：我知道我们已经超时了，看我发言能不能追回5分钟。非常感谢中国企业家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做大会发言，我想谈谈目前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从外部因素来看，从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至今余波未了。大家看到一个美国一直没有从低增长，高失业率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段时间大家在媒体看的比较多就是，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抗议活动。
而欧债危机目前情况非常严峻，虽然经过多轮会议，但是至今没有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且我认为欧债危机发展到今天，他要找到一个稳妥的解决方案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外部这种金融危机影响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企业经过几年国际化的发展，海外的业务占的比例也是很高。所以，今年我是去了四趟美国，三趟欧洲，我感觉目前全球经济是面临一个大的结构调整。
过去10年这种结构调整一直在发生，而中国这种崛起是造成全球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个调整恰恰还是欧美人制定的规则，今年是我国入世10年，其实大家回想在10年前我们入世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接受了美国和欧洲人给我们主导，给我们订立的很多规则，但是最后我们入市之后，这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的发展，这种结果不但是我们自身感到非常振奋，而且美国人和欧洲人恐怕也感到很意外。
他觉得中国入市之后经济表现之好，他们认为中国在新的经济结构中占的便宜比较大。现在在欧洲和美国这种金融危机情况下，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在努力的重新去修订这种规则，修订一个对他们更有利的规则。所以，近期我们在许多产业领域海外业务都遇到很大挑战，主要是很多非关税的贸易壁垒，现在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个案是越来越多，对人民币汇率的事情也是说了很多。
总体来说，欧美是希望重新制定一个对他们更为合理，有利的一种规则。这一个大环境变化，将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会造成长期和深远影响。另外一个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就是一个高通胀，一个是内需市场增长一直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还有我们面临一个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很大的任务，在企业经营方面中国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升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成本上升有利的地方是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市场购买力。
但是，反过来就促使企业一定要加快经营结构调整，才能够适应这种新的条件下竞争要求，这是我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第二点我想讲一讲如何保持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问题，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我认为有三项工作是我们要做好的，一个是经济结构调整，包括我们产业结构调整。从经济结构调整来看，我们过去10年国内经济结构这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很多工作是滞后的。现在的表现，目前表现比较严重的一个滞后，在目前整个中国经济运行当中市场的力量比例还是太小，而政府的这种力量是显得太大了，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不太合理的现象，未来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能够让市场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一个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是产业结构调整，我们应该从低端产品向高端全产业链这一块去扩充。因为过往我们企业竞争更多是依靠效率，速度和成本领先的优势，但现在很明显，单是靠效率速度，成本领先是不足以支撑我们企业继续的发展。
还有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动力的问题，我非常认同吴敬琏老先生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评价，吴老曾经说过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增长模式存在缺陷。经济发展的核心还是经济发展的模式，经济增长关键主要要靠投入资源来实现增长，还是要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从现在来看，我们经济增长很明显，我们是要更多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
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要有持续的要素推动，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无非就是三个，一个是外部需求因素，一个是内生财富追求的因素，另外一个制度贡献和改革创新的因素。前两个因素大家都很认同了，重点就是如何在制度贡献和改革创新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动力。譬如说，制度的改革，你看这几年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已经连续几年超过GDP的增长，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大家想一下，实际上这也是代表在经济制度这种方面是存在问题的，他一定会影响这个企业未来这种积累和在发展这种的能力。在税制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实现这样一个结果本身也说明我们在制度方面是存在这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讲了。
第三点企业发展如何要解决自身企业发展问题，我觉得企业发展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无论你从事哪一个产业，企业发展战略一定要想的很清楚。如何在一种新的，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更加合理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第二要持续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刚刚宁总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中国这种创新能力不足，中国这种商业精神里面尊崇，尊敬，崇拜技术精神不足，我是非常认同的。
中国是很有企业家精神，很有商业精神，但是我们对科技，对技术的崇拜是远远不如我们对财富，对金钱的崇拜。但是，对企业来讲，特别是制造型企业，工业企业，一定是要在这种创新能力的提升方面能够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才有未来。
第三点继续走国际化道路，虽然外部经济环境不是很好，但是中国企业要成为有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我们一定是要在国际化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刚刚联想杨总介绍了他们企业国际化的成果，其实我们也和联想在几乎同一个时期稍早一点，我们做了两个大的国际并购，加快我们企业的发展。
在这里，我也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两个并购虽然中间有很多曲折和艰难，但走到今天我们应该说，我们当年对汤姆逊彩电并购，和阿尔卡特手机并购是取得阶段性成功的。目前这两个业务海外销售收入，加起来是占到52%，已经超过我们国内业务的收入。我们彩电在全球排在第六位，我们手机全球排在第七位。当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中国企业一定要在国际市场中能够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我们才有未来，历史无数次被证明，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我们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得到尊重。而这个强大的国家是要靠每一个行业里有许多强大的企业做支撑，我愿意和各位企业家同行一起努力做一个中国的，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谢谢大家。
主持人陈伟鸿：谢谢李东生先生，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今天演讲自然也非常快，留了很多时间给我们。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多人觉得李东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有点悲情色彩的英雄，现在他以大刀阔斧的改革告诉不应该再把我们案例放在商学院讲解了，这句话应该是说给下面这位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先生了，下面有请他为我们进行演讲，有请。
项兵：我昨天晚上准备PPT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确实从2002年一直到今天这个会我参加了10次，一次没落，要么是开幕式，要么是闭幕式，很高兴，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很我们这么具有影响力的峰会结下这个缘分。当时在选题的时候考虑三个，第一延续我去年跟大家分享新商业模式和新商业文明，第二个选择分享一下我们长江商学院如何打造教育品牌，源自中国的教育品牌，奢侈品牌，全球品牌。
因为在英国，在美国参会，他们说你中国人品牌是不灵的，我说我就是个例外，这是全球品牌，奢侈品牌，教育品牌。我们学校如何在我自己所弘扬的月球看地球的视野之下，如何以全球应对全球，链条对链条，趋势领导优势，在全球打造具有，目前为止有一定影响力的教育品牌。
第三个题目是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过去几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我觉得全球看了一圈这个危机有非常深刻的结构性原因。我甚至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走到了必须洗心革面变化才有更好的明天，我今天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能看到新的一代政企关系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更好打造和谐社会，不仅在我们中国，在全世界可以更好的打造一个和谐社会。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在西方过去这么多年他们靠的主要是两条。第一靠民主，法治，靠新闻自由，靠人权，靠尊敬，靠以美国为代表的三权分立，通过强调透明，弘扬公平和公正，打破阶层固化，使美国梦成为可能，是一切形成了公平的机会，同时对政府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衡，这是在政府方面。在企业层面，大企业承担了相当多的社会责任，他们最大贡献之一是为他们当地的社会打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
再看看富商，美国富商以巴菲特，盖茨为代表，他们这批富商签订一个条约，在他们见上帝之前把自己的财富50%捐给慈善业，其实巴菲特已经捐了97%，美国富商对社会承担责任也相当多。国家有困难的时候，巴菲特又重新牵头主动交富人税给国家解决困难，所以富商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承担社会的积极性是可以赞扬的。
我是美国最大慈善机构联合一家全球理事，过去两年时间我也见证了美国普普通通老百姓对社会参与，无论他们捐助的钱，时间和财富。所以，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富商，普通老百姓对社会的关爱都是非常之高的。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相对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关系。但是，今天出现巨大挑战，而有些挑战可能不是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解决的。
第一大挑战就是刚才各位演讲人已经谈到的主权债务问题，在诸多国家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但是，你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老百姓都希望多的福利，谁要让我勒紧裤腰带我就把谁干掉，我觉得在民主制度下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是有占，至少挑战非常之大。
第二大挑战，是在信息民主化的今天，越来越少的精英在西方愿意从政，我周边很多朋友都表达了这个不愿意从政的愿望，透明度太高，将来你不要奇怪出总统的概率越来越多了，男都退居二线了。至少一点可以肯定，尼采对民主制度担心的问题会一步一步体现出来，至少实现精英治国难度是非常大的。
第三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原因是民主，政府，政治都是本土的，纽约州选纽约州，但是投资贸易，经济都是全球的。所以政治，体制局部化，本土化，和投资贸易企业的全球化，深刻结构性矛盾是产生金融风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产生经济危机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个结构性问题，到目前我是看不到解决方案，我认为会持续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危机，这是第三大挑战。
第四大挑战，即使西方民主制度也解决不了收入和财富不均的问题。比如说美国1%最高收入者获得20%的社会收入，而这个数据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为8%。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5%，是发达国家最高的，收入和财富不均达到一个高度，中产阶级而在减少，美国家庭平均收入过去10年不断降低，富人越富人，穷人越穷，这是目前民主制度解决不了的。
所以，有一个世界经济增长论坛做了演讲，我说在西方出现骚乱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是时候，也许一个月之后在伦敦出了问题，又出来华尔街的问题，可能跟我说的东西没有关系，但是结构性的矛盾已经存在了，革命的火种已经存在了。
目前西方国家实施的各种各样的紧缩政策会更进一步加剧收入和财富不均，这也是一个大方向。所以，西方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信息民主化的今天遇到了空前挑战，我认为是时候需要一个洗心革面的变革时候。
再看我们中国历史上300年一个循环，政治和企业经营走到一起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一个大趋势。我们这个体制有他的优势，当时在华盛顿DC演讲的时候我提到美国还没跑过第一圈，美国历史还没跑过300年，时间越长压力越重要，跑完一圈再说，我们历史是300年一个循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是精英治国，这是和学而时习之的观念是相关的，而且和政府权力大也是相关的，权力大吸引人才不再话下。
但是，我们至少做到精英治国，不是说我们企业界没有优秀人才，整体素质不是过高。在中国我们可以实现精英治国，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我们的领导都有非常丰富基层工作经验，政府这个层层提拔制度非常重要，在美国里根直接变成总统单看领导力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普通不是例外而是一个规律，所以层层提拔，基础工作经验是非常之重要的，这是我们的优势。
当然了我们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找到一个能有效制衡政府的体制，政府权力体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机制。我们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大项目管理方面做的非常优秀，成功是空前的，从世博到奥运，我们基础设施改善也令人震撼，这都是好的一面。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最大问题之一，如果政府配置资源影响非常之大的话，第一腐败是有可能，更为重要的担心，政府配置资源影响力越大的话，经济速度发展越快，收入和财富不均也会加剧，发展越快越如此。
所以，不稳定因素反而越多，矛盾越来越多，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但是过于重视大项目和对社会福利和民生相对投入不足，和潜在不断加剧财富和收入不均都成了我们发展模式最大，最大的挑战。
几年以前我是坐飞机食物中毒，在巴黎住院，住了院以后我去付钱，我就国际保险，医院说不需要，信用卡不需要，我说那怎么办呢?一切都是免费的，我是旅游的人，在法国住院是免费的，法国人他是社会主义国家，我真的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你懂我的意思了。医疗是免费的，念大学是免费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更加热爱社会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民生方面投入一定要加大。法国能做的到，我们应该也能做的到，我们一定能够做到。
从企业层面，我们承担的社会责任，除了刚才宁总谈的创新能力不足之外，我觉得我们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相比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你要赢得社会对你的尊敬和尊重，你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要对市场规则有更大发言权，我们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大学生和富商必须承担对社会更多的责任。普普通通老百姓，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对社会有更多，更高的参与，我们社会才有可能和谐。政府要做调整，企业，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中国的财富不均也到了空前高度，我们据统计0.003%的人掌握了24%的财富，我们基尼系数也在金砖四国成为第一，和巴西并驾齐驱，我们0.37奔到0.52，据估计今年基尼系数到0.56，金砖四国当中变成第一，收入和财富不均是排在第一国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点。所以，在未来5到10年，也许更长的时间和谐可能是第一位的，发展可能是第二位的，如果这样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过去30几年发展是第一位的，其他是第二位的，我认为战略方向可能有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是有结构性原因的。
所以，这是中国的情况。中国企业另外一个局限性，我最近写了文章之一，造福和伟大的商业机构完全是两码事，中国造福的功能非常之强大，我们上福布斯榜排了第二，据完全统计我们和美国不会差太多，再给5年时间我们超过美国完全是有可能，所以中国这个经济造福功能非常之强大。但是发展，打造，和伟大商业机构的能力真的是很少，没有伟大的商业机构中产阶级不可能成为大多数，我们和谐社会永远都是一句空话。
我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成为像华为，像我们联想，包括马行长代表的招商银行，包括我们部分国有企业。我对国有企业有一个理论，如果中国缺乏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在短期之内，在若干领域保有一批国有企业是有一定道理，不仅仅抵御金融风暴金融危机，同样对遏制财富不均起到积极作用，毕竟中国移动不是任何个人，毕竟中国银行也不是任何个人的。所以，在中国匮乏伟大商业机构今天，在短时间之内保有一批国有企业，在选择若干领域是有他的道理，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我们必定没有IBM，丰田，否则我们财富过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社会稳定极其不利。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任正非先生，他伟大之处自己不一定成为全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是他给中国，全球打造近11万中产阶级之一，给员工带来世界级的工资，给员工带来世界级的回报，如果这种机构少之又少，新兴发展模式必然会嘎然而止，这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所以，造福和伟大商业机构是完全两码事，我们要高度重视伟大商业机构打造，我们要高度重视中产阶层占大多数阶层当中的份额，我们才有可能有可持续性。
所以，在今天华盛顿共识已经崩盘，历史中结论也要终结了，在新的一代下，新的一代政企关系是什么呢?如果西方代表是第二代，第三代政企关系是什么?我能看到的几点。第一超越造福，更多关注伟大商业机构打造，高度重视中产阶层培育，第二超越如何把商业做的更好，更多关注为什么做生意，尤其在我们中国，我们做生意目的仅仅为了追逐财富，仅仅为了发财致富，光宗耀祖，我们就有可能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我们就可能会不断出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管理问题，同样重要与我们为什么做生意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作为商学院我们不仅关注如何做生意，也要关心为什么做生意。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当然包括我们校友，更多具有士大夫的心胸，不仅仅为了自己成为全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在更多有士大夫心胸的企业家，还有要高度重视财富使用，如果有了财富以后，财富用来为自己打造更多特权，那这个社会不可能和谐，如果这个财富和影响力用来打造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环境，而不是炫富，我们需要对这个等式给予高度关注，尤其在我们制度不够健全的这些更为重要。
所以，商学院逻辑要快速扩展，不能让有钱的人挣更多钱的，这个模式不对。要重视企业发展的道和阳谋，从政府这一块我希望能实现几个平衡。第一当然必须形成一套能制衡政府权力的机制，同时能够实现经营治国，而不是二流，三流人治国，不是领导力越来越差，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一个平衡。
第二，尽量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否则在第一次分配就带来巨大分配不均，税制再调整都有很大问题，一千块钱，一块钱被别人分享，和谐社会永远是空谈。所以，政府的权力，政府在配置资源的作用必须大大减少，否则我们就走入结构性的死循环，政企走到一起，一直到矛盾爆发为止。介绍财富和收入不均，实现包容性增长，更多关注民生，建立更为完善的福利制度，同样重要打破阶层固化，使中国梦成为可能。
我念书的时代，我当初念大学的时代，不管你家庭环境如何，只要你考分不错你可以进非常好的大学，这个时代一定要回来，一定要给弱势群体的孩子同样的机会，可以做优秀的企业家，可以到最好的学校念书，打破阶层固化是社会稳定实现的先决条件。
另外，如何实现和谐社会和大风流创新之间平衡。日本是一个超级和谐，基尼系数也是发达国家最低一个，但是这个超级和谐的社会是扼杀创新的，过于和谐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我所谓大风流创新。
日本就产生不了Google，产生不了FaceBook，产生不了星巴克这类公司。所以，在如何一个和谐社会打造和同时在这个机制之下要弘扬大风流创新，这是一个大课题，这是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大课题。
同样重要在考虑到可持续性发展，这是一个矛盾问题。中国先哲智慧可以拿过来跟全社会分享，西方主流哲学思想是以人为本，从古希腊文明到基督教都是人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我们先哲留下天人合一理念，应该成为未来处事价值非常核心的一部分，是我们必须重新界定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今年9月6号我们在伦敦开了教学点，这个教学点的开设意味着管理教育历史上新的一页开始，过去是西方教我们，在未来东方要教西方如何管理，包括在中国，在东亚如何做生意，如何在新兴市场做生意，包括中国企业如何走向全球，对全球各大行业影响，包括跨国公司如何调整中国和印度政策，形成新的一轮以全球应对全球，中国过去仅仅是制造中心，现在是最大的市场之一，将来一定是最重要的创新中心之一。所以，跨国公司也做一系列调整，这些公司了解我们是超越斯坦福，超越哈佛，目前只有我们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所以，在术的层面我们可以教西方，双向时代已经开始。长江商学院在伦敦办的教学点不仅是一个延伸，是一个历史新一页开始。同样重要在道的层面，在价值的层面，我们也可以引领，也可以弘扬。从以人为本，到天人合一，在道的层面我们也可以引领全球，非常重要。
所以，长江在全球的发展除了我说从月球看地球之外，我用三句话概括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找更高的高度，政企关系，美国人关心，中国人关心，英国人也关心，任何人不要有偏见不要有傲慢，咱们静下心来，平等的，心平气和判断这个问题，解决你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问题，你向我学习，我向你学习，共同学习，不要有太多的傲慢和偏见，非常重要。
第二是永远共同利益点，这个问题你也关心，我也关心。第三个是新的价值，我们到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不是哈佛卖10块钱我卖2，3块钱，哈佛，斯坦福做ABC，我们做HFG，所以我们共同探讨，这就代表长江的核心打法。有一个世界经济的看法，我就用狄更斯的《双城记》一句话来概括，“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我就演讲到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