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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幕下获得贷款，犹如双手接过别人调好的一杯毒酒，一饮而尽，只有短暂的甜蜜，实则剧毒将入侵肌理。
《鄂商》：“落跑”的借贷者
策划 l 《鄂商》编辑部
执行 l 《鄂商》记者 成正茂 曹栗 张泉薇
有人按当前民间借贷较为普遍的月息6%、以通用的复利计算，如果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借款一元钱，到八十岁的时候，需要还贷的数额，非巨款所能形容，是20亿亿亿元。
眼下，炒房、炒矿、炒煤、炒大蒜都不再火了，“炒钱”成了时髦。
CPI高企，银根紧缩，一边是汹涌着寻找出口的巨量民间资金，一边是苦苦盼望着资金的中小企业，两个饥渴的群体碰撞在一起，催生了民间借贷的繁荣。
因为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不得不从地下钱庄等民间渠道获取资金。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不借高利贷马上死，借了高利贷慢慢死;借高利贷找死，不借高利贷等死”的困境。
通过民间渠道拆借来缓解资金缺口，绝大多数企业的经营利润往往远不及借贷利率，只是饮鸩止渴。如此以来，灰幕下获得贷款，犹如双手接过别人调好的一杯毒酒一饮而尽，只有短暂的甜蜜，实则剧毒将入侵肌理。
今年以来，以活跃的民营经济而扬名海内外的温州市，至少已有29起涉及高利贷失踪案。除了不断的跑路事件外，涉及民间追债突发性诉讼和纠纷正大幅增加。
《鄂商》发现，湖北的民间借贷风潮虽不如温州、鄂尔多斯等地凶猛，但已是暗流涌动，借贷利率之高、数额之大，也已久居高位。
我们所称呈现的两个样本，故事也同样惊心。
2011年8月15日，大冶一中教师纪宏持在给14位同事寄去一封内容一致的复印信后，连同妻子、舅弟和儿女举家失踪。背后牵扯出数个被关停的工厂、百余名债主，以及7000余万的资金黑洞。
2009年10月，“雅琪实业集团”老板周建国因为非法集资偿贷无门而仓皇出逃。这个曾经在武汉名声响亮的人物，用十余年的漫长创业垒砌了“雅琪”，终又在短短两年内用4亿巨债将大厦推倒。
在这场民间借贷热潮中，大量放贷者赚取了远超做实业利润的快钱，大量借贷者割肉补疮却也无法生存、无法还贷。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形同监管缺位的民间借贷利益链，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旦最后一棒逃离了，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崩盘。
当前紧缩的经济形势使得有些民间借贷者面临“不借高利贷马上死，借了高利贷慢慢死;借高利贷找死，不借高利贷等死”的困境
《鄂商》：甜蜜的毒药
《鄂商》记者 l 成正茂
今年以来，持续调控的货币政策累积效应开始逐步显现。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全年信贷额度收紧银根，使商业银行贷款持续紧张，众多企业和个人纷纷寻求民间借贷资金，从而引爆了民间金融市场 ，以致民间借贷利率普遍上浮，出现高额年息。
对投资者而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调控，并对楼市实施限购，加之股票市场的震荡，CPI高企，人民币币值不断缩水。而相比之下，民间借贷的高额利息回报，使得民间金融市场成了新的“投资渠道”。
对中小企业来说，民间资金可以成为其资金饥渴的“甘霖”。但由于监管缺失和法律缺位，民间借贷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从而难以抑制其追逐高息、追逐高利的本能，最终演变成了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间借贷风起云涌
《鄂商》记者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赵胜(化名)。6月底，赵胜从工作了近两年的某大型担保公司辞职，与人凑了200多万合伙开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9月21日，《鄂商》记者与朋友一同来到位于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某居民楼里赵胜的公司。
公司门口没有任何标识，如果不是熟人指引，根本看不出是一家公司的办公场所。在不大的客厅里，有三四个工作人员都在接电话，另一间标着“会议室”的房间里，有五六个人正在洽谈借款。
“都是些老客户，我们主要为那些差钱的个人和小企业法人提供融资服务，开业以来，生意一直不错。”赵胜说。一般情况下，如果客户资金需求不大，他们就自己搞定;如果所需资金超出公司承受范围，则会联合几家类似的公司一起出资放贷。单笔贷款期限多在1~2个月。
“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大多都以‘投资咨询公司’的名义登记注册，但实际行为并非投资咨询、担保，而是打着擦边球直接发放小额贷款。”赵胜坦言，现在的投资担保公司多少都有地下钱庄的“血统”，几乎所有的民营担保公司都是违规操作，因为担保中介费太少了。
据赵胜介绍，客户只要提供身份证、房产证、工作证明和工资流水之类的资料，就可获得小额无抵押信用贷款。“我们通常都把月息控制在2%左右，不会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不过，公司会以评估费、咨询费、调查费等名目收费，加上利息，月融资成本一般在8%~10%。”赵胜说。
被问到如何规避风险时，赵胜向《鄂商》记者透露：业内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房产抵押贷款来规避风险，一般会对房产价值打3折或5折，再进行放贷，贷款额度由房子的资产价值而定。此外，还会和借款人签两份合同。一份是公开合同，即双方的借款合同;另一份是私底下的合同，包括买卖协议和全权委托协议。在规定期限内逾期还款，在全权委托协议下，贷款方有权任意处置借款人的抵押物。
通过小额放贷，赵胜的公司开业不到三个月已获利近50多万元。因为尝到甜头，他打算后期再追加100万~200万元资金，把公司逐渐做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融资渠道”居然是银行。赵胜笑称，自己和同伴开公司的200多万也是从银行“取”出来的。
“民间借贷是多方合谋，多方参与的一个灰色利益链，某些银行和担保公司本身就存在着‘交易’的关系。”业内人士介绍，每季度末，银行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完成“存贷比”指标，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银行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再由对方高息放出。更有甚者，银行职员就任民间高利贷公司的股东，直接参与放贷。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湖北省银行体系内就有613亿元存款“搬家”。
“把钱投到民间金融市场去”，由于股市低迷，楼市调控，传统投资环境恶化，越来越多的富人开起小额信贷公司“钱生钱”，民间金融市场正成为他们的投资新渠道。据中央电台《经济之声》报道，眼下“民间借贷已成重要投资渠道，呈全国蔓延趋势”。
民间借贷不断升温，利益空间诱人。高回报不仅刺激了富人的投资胃口，就连一些生产型企业也坐不住了纷纷加入到“委托贷款”的行列，更有甚者，委贷业务一度成为其净收益的主要来源。
针对武汉部分中小企业将生产资金投向民间借贷的问题，9月8日，武汉市经信委组织了10名武汉知名律师和40多家中小企业主的座谈会，对企业的规章制度、合同文本、交易习惯等逐一分析，并有针对性的分析了民间借贷的风险。
早在今年2月18日，武汉健民(600976)公告披露，公司将用自有资金通过银行委托贷款方式向中青旅集团武汉汉口饭店提供1.5亿元贷款，贷款期限1年，贷款月利率1.67%，即年利率20%。
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9月30日，武汉健民的流动资金约有2.5亿。因此，公司认为本次对外委托贷款可有效利用公司闲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使公司获得较高收益。
生产基地位于湖北随州的ST波导(600130)在连续亏损两年后，2010年实现净利润4225.92万元，并成功摘“星”。但其背后的有力武器不是主业振兴，而是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投资收益1725.56万元，扣除税费后剩余1628.93万元，占全年净利润的比例高达39%。
今年上半年，ST波导对外发放委托贷款产生的投资收益攀升至1879万元，而上半年的营业利润仅为3099.10万元。
在主营收入从超过10亿元萎缩至2.15亿元的严峻形势下，ST波导借助放“高利贷”轻松实现了中期净利润增长262.42%。ST波导董秘马思甜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公司有这样的闲置资金资源，社会上也有资金需求，我们也是对金融机构的拾遗补缺。”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31日，全国已有64家公司发布了120份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公告，其中，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有35家，总金额近170亿元。时代出版(600551)以24.5%的年利率高居榜首。
尽管上市公司通过银行委托贷款有着合法、公开的平台，但此前一些公司相继出现贷款合同到期，而还款出现问题，导致合同延期6个月至1年不等，让人不得不对上市公司放贷产生担忧。另一方面，170亿的“高利贷”大多流向了支撑着中国经济最基础根基的中小制造企业，融资难如今让他们承受着死亡威胁的煎熬，在这场疯狂的全民借贷中，摇摇欲坠。
“钱荒”引发“钱祸”
“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2008年是融资难，2009年是市场难，去年是用工荒，今年是多种因素叠加，但是头号仍是融资难。而且今年可能是中小企业融资最难的一年。”6月在杭州举办的“2011中国民企投融资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辜胜阻在接受《鄂商》记者专访时称。
7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小企业经营与融资困境调研报告》显示，今年小企业生存环境不乐观，半数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完成融资，能从银行贷到款的公司只有15%，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贷款基本成为盲区，很难得到银行重视。据本埠媒体4月份对武汉市百家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融资渠道抽样调查发现，七成中小企业都是通过民间借贷融资。
“银根缩紧后，由民间资本构成的贷款公司或典当行就成为融资者在短时间融到大额度资金的首选渠道，所以即便利率很高，许多急需大额资金的人还是纷纷选择小额贷款公司或典当行。”湖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叶学平在接受《鄂商》记者采访时说。
“因为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地下钱庄、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渠道成了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取资金的主要方式。”在叶学平看来，中小企业规模小，效益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难以形成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以及能抵押的资产少，融资担保难等，是促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因素之一。
辜胜阻指出，在中国，银行信贷不仅有“重大轻小”、“嫌贫爱富”的规模歧视，而且有“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在紧缩性货币政策背景下，银行保障了大项目、垄断企业、大城市的融资需求，就客观上使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的融资供给受到挤出。
“国有商业银行向市场化和商业化转型中，为防范金融风险，他们更多的愿意信贷‘批发’即给大企业进行贷款，而不愿意对小企业‘零售’。因为‘零售’放贷的平均成本相对较高，对大企业‘批发’放贷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银行不愿意对中小企业贷款。”叶学平说。
“现行的风险防范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要求过高过严，银行宁愿牺牲市场，也绝不能出现风险，严重影响了向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叶学平说。因此，中小企业只能将融资方向转向融资成本更高的民间金融市场。
“金融二元结构导致利率的双轨制，即官方利率低，民间利率趋高。国有企业和政府在体制内融资，其贷款利率是非常低的，当前正规体系的贷款利率是7%左右，但是民营中小企业只能依靠民间信贷，利率非常高。”辜胜阻说。
因为贷款利息率远远高于企业利润率，企业很难还得起贷款。当前紧缩的经济形势使得有些民间借贷者面临“不借高利贷马上死，借了高利贷慢慢死;借高利贷找死，不借高利贷等死”的困境。
“在国外，不少国家都为其中小企业建立了专门的融资渠道，例如，成立专门从事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商业银行和专门从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在叶学平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太窄。
他进一步解释：尽管中小企业有以债券和股票的形式向社会直接融资的权利，但由于我国二板市场启动晚、规模小，难以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还是只能利用民间资本和银行信贷来融资。
此外，“现在什么人都做高利贷，个人资金、小额金融机构、海外热钱、部分上市公司、还有银行，大量的银行表内贷款表外化。像这种上市公司去做高利贷，银行把钱变相放贷到高利贷市场上，你说我们能不管吗?”辜胜阻认为当前的融资体系混乱，也是促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因素。
中小企业身陷融资困境
一边是汹涌着寻找出口的巨量民间资金，一边是苦苦盼望着资金的中小企业，两群饥渴的人一起催生了民间借贷的突然繁荣。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目前民间借贷正呈现出一个特点：范围日益扩大，已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内陆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至商贸流通甚至普通家庭。
“民间借贷，确实为一些中小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它的高利率给企业加大了融资成本，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不仅资金难归，甚至引起突发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接受《鄂商》记者采访时说。
8月20日至21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甘肃省考察时表示，“当前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但在温州，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当地人称放高利贷的人为“老高”)跑了3人。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规模的跑路实属罕见。
现在看来，民间借贷的风险不只发生在温州。据报道，辽宁省银行存款增速连续三个月下降，银行信贷紧张，有2/3的企业贷款需求无法满足，迫使中小企业向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目前沈阳市及辽宁省民间借贷之风愈演愈烈，年利率达20%以上，而小企业的平均利润只有5%—8%，民间高利贷酝酿着大风险。
在湖北武汉，目前就有超过300多家从事民间贷款业务的公司，这些公司包含有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而民间借贷率最高达到120%。因为高利贷崩盘跑路的例子也有出现。
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房地产开发，其资金80%依赖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据当地有关人士估计，民间借贷的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最高年利息在60%以上。以高息民间借贷支撑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风险的多米诺骨牌将砸到游戏的所有参与者。
“民间借贷中往往利息越高，潜伏的风险越大，利息特高的借贷很可能就是个诱惑你深陷的泥潭，应该对借贷人的信用、借款用途、偿还能力作全面了解，分析潜在的风险，保持头脑清醒，防止被高利诱惑。”周德文说。
“目前，国家针对高利贷等民间借贷并无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中小企业即使血本无归也得不到法律保护。”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闫化聪提醒，民间借贷容易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挂钩，甚至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合伙人孙才华律师介绍：当前，具体规范和管理民间借贷行为的政策法规主要有两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根据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法律对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部分中小企业度过难关，但如果贷款利率高于一般企业的承受能力，其风险性则不容忽视，并会产生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问题。按央行规定的‘4倍基准利率’计算，现在许多民间借贷都属于高利贷范畴。”孙才华说。
业内人士提醒，高利贷让一般企业难以承受，如不加以规管，泡沫最终都会爆破，到时将损害实体经济，造成企业倒闭，大量人员失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日前，中国银监会向银行业机构发布“人人贷”风险提示，称人人贷信贷服务中介公司存在大量潜在风险，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风险预警监测与防范。
可以看到，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持续紧缩，民间借贷风险正逐步显现，监管部门对金融体系的这种风险也逐步提高了管理层次。
“阳光化”路有多远?
民间借贷风起云涌的背后，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据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发布的消息称，今年1至4月，该院就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5件，同比上升50%。民间借贷纠纷呈现“四多”的特点：一是高息借贷多，年利息普遍在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倍以上;二是放贷人专业性强;三是借款数额争议多;四是引发犯罪行为多，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违法追债情形屡见不鲜。
一方面市场对于民间借贷的依赖促使民间金融市场达到“疯狂”的地步;另一方面现有法律体系又不能有效的监管民间金融市场。因此，当下的民间金融市场正处在一个尴尬的萌芽期 ——未能“阳光化”。
“现在也有人关注到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说民间借贷是对多层次金融市场的有益补充，使很多借贷无门的人得到了贷款，可能倒逼银行体系的合理改革和股市的健康转型。”辜胜阻表示，高利贷资金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化解高利贷危局，必须要放开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同时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而不是一味打压。
早在2010年5月7日，国务院就正式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鼓励民间资本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同年7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明确规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具体工作，由人民银行、发改委等8部门负责，将民间借贷纳入监管范畴。
今年初，由央行主导的《贷款通则》修订稿已报到国务院法制办，并进入了更广范围的修订稿征求意见阶段，这一征求意见稿首次将非金融机构贷款人纳入进来，并力图实现民间借贷“阳光化”，受到《合同法》保护。
据媒体报道，该意见征求稿实现了多个突破，比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意见》中规定的“单一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这一条，在《贷款通则》意见稿中并未提及。
“这条规定意味着放款人失去控制权。拿自己的钱去放贷，还没有控制权，谁愿意做?”某借贷公司人士坦言，这也是他不愿意去申请获得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原因之一。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该人士没有提及。根据相关法律，民间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如果“招安”，意味着民间借贷要放弃20倍的高额利润。“现在民间借贷市场哪有不超过4倍的?不受法律保护也一样运行这么多年了。”上述人士指出。
《贷款通则》征求意见稿的争议也正在于此。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对此也有质疑：“我不明白，这个4倍的规定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为什么4倍以内是好事，一旦超出就变坏了?我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定完全是拍脑袋定出来的，是毫无根据的，应该立刻废除。”
日前，央行条法司司长周学东建议，本次通则修改对超出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贷款最好不要界定为非法。他认为，利率市场化是必然的趋势。
据媒体报道：继温州之后，鄂尔多斯也将开始公开的利率市场化探索，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资金，或许会逐步浮出水面，日益累积的系统性风险，有望逐步化解。
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阳光化”不代表全部放开，而是在一定条件内，对民间借贷实现合理管理，扩大中小企业融资途径，丰富金融形式。况且，完全听任市场发展，过于放纵放贷利率，也很容易被某些利益团体利用，而超出金融监管，滋生社会问题。
部分债主也承认确如纪菲薇所言。鉴于陈海蛟给出的15%到18%不等，远高于银行存款的年贷款利率(3.50%左右)，自己收回数次高额本息后，曾“主动把钱送到纪等人手中”。但也有债主怀疑，这只是他们的“放长线，钓大鱼”。
《鄂商》：祸起高利贷
《鄂商》记者 l 曹栗 发自大冶
2011年8月15日，大冶一中教师纪宏持在给14位同事寄去一封内容一致的复印信后，连同妻子、舅弟和儿女举家失踪。背后牵扯出数个被关停的工厂、百余名债主，以及7000余万的资金黑洞。
仅靠脆弱信用维系的民间借贷从来就是一场豪赌，无论是对于放款方，还是融资人自己。
2011年8月15日，黄石市铁山区铜鼓地8号。
和平常的周一上午一样，湖北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持准精机公司”)的工人们进厂忙碌，并未觉察出有何异样。直到午饭时间，有人经过员工食堂旁边的行政楼，发现老板陈海蛟的办公室门窗紧闭。
直到7天后，铁山区人民法院前来贴上封条，这扇门也终究没有再打开。
14封告别信
陈海蛟失踪了，连同他的姐姐陈雪筠。
大冶一中的14名老师最先得到这个黑色消息。当天，他们陆续收到一封同事纪宏持亲笔写下，内容一致的复印信。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正在逃亡的路上……还款之日，就是我们相见之时。有钱了，我会主动联系您的!否则只待来生再还!纪宏持，跪请原谅。2011年8月15日。”
有老师慌忙拨打纪宏持电话，有老师则直接赶到学校后面的教工宿舍。果然，关机，大门紧闭。不到中午，已经有数十名手拿借条的债主聚集在楼下。
“完了，钱拿不回来了。”大部分人在花坛坐了会，沮丧回家，也有少数失魂落魄的债主坚持留在现场。自2008年起，纪以舅弟陈海蛟办厂为由，向多名同事和亲友借钱，许以高额回报，数目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而实际上，围绕这个如今已经关停的持准精机公司，各种性质的融资相加远远不止这个数目。据统计，纪宏持夫妇共在同事和亲友间借款1240余万，陈海蛟则向两位朋友叶某和柯某分别借款2000余万和670余万，银行贷款3000余万，各种借贷总计高达7000余万。
纪宏持在信中称，“8月12日晚在外旅游回来时，妻子陈雪筠含泪告诉我，公司已破产”。除去银行贷款，企业担保资金3000万元左右外，加上两人融资，共有4000多万元债务，并且“银行贷款是公司采取不正常手段获得，无钱还款”。
“听到老婆的话后想去自杀。”他写道，“但想到借款未还，就是死了也无法交待。靠微薄工资几辈子也还不清，免不了债主威逼、社会议论”。
为此纪宏持想到了“逃走”。在信的末尾他说，陈雪筠要他转告各位债主，逃走不是为了逃避，只要人在还可能东山再起，她弟弟还有很多机械行业的朋友，可以再合作，“三五年内一定有个交待，迟早还清欠债”。
按照纪的说法，这次“集体大逃亡”实在仓促而无奈。他在信中称：“如今，妻子和内弟一起外出寻找翻身的机会，不知去向，一直未取得联系。”而因为考虑到纪宏持和儿女的安危，陈雪筠动员他们出门躲避。连夜离开大冶的时候，身上没有钱，纪宏持把家里存折仅有的5200元钱也取了出来。
但纪的这一说法也遭到了部分债主的质疑。有老师称在“鬼节”头天(8月13日)晚上还曾看到纪宏持在校园内烧钱纸。“哪有带着刚毕业的女儿，还在外地读书的儿子一起讨债的?”其中一名债主说，“纪宏持、陈雪筠也许早就做好了逃亡打算，他们在6月份还在疯狂借钱。”
留下了一封信后,纪宏持还断断续续给其中一些债主打来电话，表示会“努力还钱”。而对于这个涉及周围近百名同事、亲戚和朋友的借贷，他们的先斩后奏还是彻底激怒了其中不少人。
陈雪筠的亲戚陈某借给其291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向单位20多位同事借来的。事发后，这些同事堵着她还钱。“每天过的战战兢兢，白天看到同事一眼就害怕，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她说，“最近一段时间，瘦了不少。”
当地一位曾借给纪宏持夫妇巨款的债主更是盛怒难挡，多次在网上发表过激言论，甚至公布了其一家四口的照片和身份证号码，重金征集线索。
谣言尘嚣日上，甚至有消息风传“陈海蛟授意纪宏持一家四口整容，现在已经准备引渡新加坡”。对此纪之后曾给当地媒体打来电话澄清，称其“和女儿正在广东筹钱，儿子已经返校读书”。
纪宏持的女儿纪菲薇也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于“诈骗”和“出国”一说，她均表示否认。“经由我父母及舅舅向各位债主的借款全部都明明白白写有借条，到期基本上连本息全部还清，之后这种借款行动才得以继续，甚至很多债主都是主动将资金送予我的父母亲以获取高于银行利息的息款。”她写道，“关于逃往国外一说，更是容易查证。我们一家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在当地公安机关办过相关护照，试问怎么出国?”
在采访中，部分债主也承认确如纪菲薇所言，鉴于陈海蛟给出的15%到18%不等，远高于银行存款的贷款利率(3.50%左右)，自己收回数次高额本息后，曾“主动把钱送到纪等人手中”。但也有债主怀疑，这只是他们的“放长线，钓大鱼”。
断裂资金链
2011年8月16日，铁门上被贴上封条的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犹豫再三，唯一留守的门卫不大情愿地出来开门。不过短短数月，这个依稀还能看出昔日辉煌的厂房已是满目荒夷。
在这个坐落于铁山脚下，公开资料号称“注册资金500万元，投资600万元，总面积9500平方米”厂区，随处可见的刺目封条，暴露在室外沿途堆放的铁具锈迹斑斑，透过厂房已经开始结蛛网的玻璃，歪倒的器械，缠绕的电线，遍地狼藉。
陈海蛟曾经的办公室在一座二层小楼底层走廊的最左侧，防盗门“董事长室”的标牌下，醒目贴着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法院的封条。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这个不大的办公室挂满字画，随处堆放的书籍和文件，茶几上还摊开着一摞厚厚类似账目的纸张。办公室里间有个狭小的卧室，靠墙摆着一个简易的衣橱，还有一台旧式的电视机。
种种迹象，让人突然难以将陈海蛟同那个已经在舆论中树立起来的“奸商”和“诈骗犯”形象联系起来。
持准精机的保安也证实，他在公司以来， “陈海蛟和陈雪筠一直都和工人一起在旁边的食堂吃饭，并未有挥霍迹象”。纪菲薇也在公开信中强调其舅舅和母亲“丝毫未曾私下亏空公款”。
既然如此，那这笔不菲的融资到哪里去了?
持准精机公司的会计陈丽君、出纳陈世长介绍，公司共向3家银行借贷了1050万元，目前这些钱并未还清。而对于陈氏兄妹二人究竟从民间借贷了多少钱，她们“并不清楚”。
而对于这些各种渠道融资得来的款项，陈世长和陈丽君均表示并未见到陈海蛟和陈雪筠将其转移到个人账目，私吞或者挥霍。大多仍是用于“支付银行和债主的利息、工人工资、厂房租金、店面租金以及购买原材料”。
她们表示，倒台之前，这一规模并不算小的机械厂也曾让陈氏家族在当地风头无两。
据了解，陈海蛟和陈雪筠分为家中的三姐和幺儿(另有兄长陈风雷和陈冰虎)。其父陈志明为大冶市陈贵镇陈席珍村人，自称“祖上为清末没落士大夫家族”，在当地还算颇有名望的草根作家，著有诗集，并参与编写多部主旋律影视剧。1995年，陈志明以50岁高龄应聘新华社深圳支社，成为当时该社“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签约作家兼记者”，担纲高层专访和重要专题报道，后兼任该社大型报告文学集《名城纪事——深圳人物志》和《南国冲浪者》副主编。
在当地很多人看来，这一交际甚广，人脉非商即政的职业也正是陈氏家族的发迹之途。据早年陈志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回忆，1997年他凭借朋友借予的40万元起家，协同子女在深圳创办企业，最辉煌的时候同时拥有3家工厂和16家产品专营店。
这3家工厂分别名为深圳兰力帝一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耐用精密机械模具制造厂和耐用精密数控道具制造厂，即是之后其子女陈海蛟和陈雪筠共同管理的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前身。
2008年，陈志明带领子女回大冶投资，当时当地媒体还曾做过大篇幅报道。对此陈也称将用自己的文学成就和经济实力向世人证明“农民不是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
而仅仅两年不到，这个曾让陈氏家族荣耀无比的持准精机公司成为众矢之的。
在陈氏兄妹连夜失踪之后，陈志明曾给当地媒体提供过一份千字材料。在这份材料中，他对于子女所控企业由荣渐衰的过程及原因进行了追溯和反思。
“陈海蛟确实不善经营。”他表示，儿子“将摊子铺得太大，导致资金紧张，然后不断地向银行及民间借贷，导致债台高筑。到了今年8月，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没有产出，而到期的银行贷款、民间借款接踵而来，因而资金链断裂，陷入泥潭。”
由于部分债主对其中提供的账务数据存在异议，这份材料最终并未全文公开。
对于陈志明所述，一位参与这件民间借贷事件全程追踪采访的记者表示“确实如此”。
在位于铁山区的持准精机总厂盈利困难的情况下，陈海蛟依旧执意在大冶经济开发区和陈贵镇增设分厂，愈发加重了公司负担。到今年年初，这一外表风光的机械厂已是入不敷出。
一边是不断膨胀的扩张野心，一边是不断撕裂的资金缺口，陈海蛟和陈雪筠就在这两个无法调和，又相互拉扯的矛盾间越陷越深。自今年6月起，持准精机公司就开始拖欠百余名工人工资，总计80余万。
而就是这区区80余万，成为压倒陈氏兄妹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纪宏持在广东躲避期间和该名记者的短暂通话中，他表示妻子和舅弟因无法及时应对这一一直被工人追讨的80万，导致两人决定“外出筹钱”。
但这一说辞遭到工厂部分工人的否认。有工人称，此前陈海蛟和陈雪筠就暗地将公司转让给柯姓债权人，并以“将设备搬运至陈贵镇新厂”的借口抵押给债权人，在工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清厂”。直到之后真相败露，工人与搬运设备的人员发生冲突，法院方面才出面制止和查封。
不管如何，这一着实莽撞的决定直接导致公司陷入混乱，以及漫长的停产。各路或慌或怒的债主闻讯而来，大冶市警方随后也展开调查，予以立案。
“本来这是一起再典型也再正常不过的民间借贷事件。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这种情况的融资或多或少都存在，对于这种融资形式法律也一直模糊不清。可是这一跑，性质就完全变了。”这位记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持生产才能维持基本的效益，也才有还款和翻身可能，躲避无疑是个愚蠢而幼稚的决定。”
为此，他在电话中将纪宏持骂了一顿。“其实最后，他也挺后悔的。”
又一个卫通?
对于国内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最近俨然是多事之秋。
首先是温州爆发的企业集体倒闭潮，甚至出现“民企老板落跑清单”。而这一系列乱象也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之前一直缺乏明确法律界定的融资形式——民间借贷。
而实际上，陈氏兄妹并非因此在当地被大枪打中的第一只“出头鸟”。
早在2007年，黄石就爆发过震惊全国的“卫通事件”。当年，哈尔滨被除名警员段家学以黑龙江卫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通”)为壳，设立湖北市场部，以地产和矿山之名在黄石地区的大冶和阳新民间展开融资，非法吸纳公众存款5023余万，其中最终4067万未能追回，总计588人受害。而在整个湖北省，这一涉案金额高达1.52亿元。
此后，黄石地区又先后爆发“四川芝元”和“左某借款”的类似民间借贷事件。
这些融资纠纷的共通之处即是以高于银行同期的“投资款”现金返点，以此来吸引民间闲散资金，数额从几万到几千万不等，集腋成裘。然而对于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民间借贷这一灰色资金链炮制容易，同时也脆弱不堪。
与“卫通”和“芝元”的空中楼阁相比，持准精机公司拥有实体产业，鼎盛时期在除去湖北本土，在长春、天津、青岛、昆山、上海、无锡、宁波、广州、东莞、深圳、重庆等地均设有专营店;在全国拥有超过千余家的经销商营销网络，所注册和持有的专利也有据可查。
而如今，它即将面临易主命运。
在大多数工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陈海蛟和陈雪筠旗下的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和零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已经分别更换为其最大的两个自然人债主柯某和叶某。
在陈海蛟被查封办公室的墙上，还贴着一张由持准机精机信访问题协调工作组8月18日出具的《通知》，表示将由铁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于该厂区工人拖欠工资问题予以限期协助解决。
2011年9月25日，针对持准精机公司的银行欠贷问题，黄石市阳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担保”)也出具了一份《债权通知书》。
在这份《债权通知书》中，阳光担保表示“已于2011年8月24日为陈雪筠、纪宏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山支行代偿了借款及利息人民币2008982.27元，取得了向借款人陈雪筠、纪宏持以及抵押反担保人湖北持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追偿的权利。”
根据2011年9月6日阳光担保与黄石市下陆区阳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阳光担保已将这一债权转让给后者。按照相关规定，持准精机公司应向其履行还款义务。
而自陈氏兄妹失踪的8月15日起，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法院已先后接到10余起该公司的诉讼材料，其中包括民间借贷和买卖合同纠纷等。
尽管外界已经对这一波及甚广，也并不算复杂的民间借贷事件展开梳理和整合，但截至《鄂商》发稿前，陈氏兄妹仍旧未露面，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对此，铁山区人民法院已于2011年9月29日在中国法院网发布网络传票，正式通告持准精机公司相关涉案人员。并称“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一切都有待解答，也即将揭晓。它是下一个“卫通”，还是又一段警诫?。
2009年10月，“雅琪实业集团”老板周建国因为非法集资而仓皇出逃。这个曾经在武汉名声响亮的人物，用十余年的漫长创业垒砌了“雅琪”，终又在短短两年内用4亿借债将大厦推倒。
《鄂商》：“雅琪案”未了局
《鄂商》记者 l 张泉薇
2011年9月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武汉“雅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公司总经理李刚等15名职员在武汉市中院受审。公诉人建议对通过非法集资骗取1.06亿余元的李刚判处死刑，并对其余的14人追究刑责。本案并未当庭宣判。
“雅琪实业集团”下属子公司“雅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高息为饵，从民间吸金3.99亿元，截止案发时，未兑付资金1.44亿元，涉及1107名债权人和两家企业。雅琪董事长周建国逃案至今不知所踪。
吸金之后
“太多民企在搞民间借贷，可是高息集资很容易出事，栽在这(民间借贷)上面的人数不清。”一位房地产公司老板这样说。
雅琪算是一个半路学坏的典型，在此之前曾有过一段相当光荣的生涯。不过，2009年大厦倾倒之时，它的辉煌也已经大去了十年之久。这家成立于1994年的实业集团，经营范围曾涉及房产、园林、酒店、体育、物流、服饰等多个领域，96年，穿上“中国首家民企足球俱乐部”新装的雅琪集团开始声名远播，周建国跟着这支冲了甲A的球队频频露脸，成为了江城的“知名实业家”。他的服装主业也做得风生水起：雅琪女装连续多年被评为“汉货精品”、“信得过产品”、“湖北名优产品”。
如今，集团下属的多个企业因为涉案而全部被查封，千余名员工瞬息散尽，18000平方米的厂房、24000平方米的贸易经营面积、200多个覆盖全国的专卖店厅化为浮云。
位于江岸区黄孝河路雅琪公寓四楼的雅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址，空无一人的走廊里贴着一张告示，上书：“关于武汉雅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履行委托理财协议一事，2009年10月23日起已有部分投资客户向公安机关报案。现欲向公安机关报案的群众，可携相关资料到江岸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进行报案登记。”
轻描淡写的一纸告示背后，是近4亿的民间贷款和千余名无处寻债的受害者。
四个工作人员在打牌中度过百无聊赖的下午，空荡荡的整层写字楼里，回荡着纸牌拍打在桌面的声音。墙上还贴着雅琪标榜的职业操守：“真诚守信、严谨求实、科学理财、共赢发展”。
一位刚刚结束了牌局的工作人员在厕所门前停下来打量记者，像是对来人颇感意外。此人透露，雅琪投资管理公司非法集资案发后，江岸区政法委专门成立了工作组，进驻这间位于雅琪公寓四楼的原公司所在地，处理该公司非法集资的遗留问题。按照这些工作组成员所描述的工作内容，两年来，他们主要负责的就是“告知受骗群众报案方式”，或许是案件历时太久了，近来，这里人烟渐稀。
公寓物业方面的一位张姓经理称，雅琪集资的事情“扯皮”一两年了，从周建国逃跑传闻传出之后，雅琪公寓楼前就没太平过，不断有受骗的债权人前来跟公司讨要说法。“还有坐在地上闹的，骂人，拉横幅，最多的时候能有一两百人。有什么用呢?他们来的时候，周建国都跑了，后来公司上班的人也都没影了，抓的抓了，走的走了。然后他们(工作组)就进来了。”
过去在武汉颇具知名度的“雅琪实业集团”，因为其创始领军人物周建国染指民间借贷而灰飞烟灭。《鄂商》记者看到，位于姑嫂树路的原雅琪集团总部六层办公大楼，现已成为一家快捷酒店。一直在该大楼工作的老门卫告诉记者，虽然案子是被查了两年，但是在这之前周建国早就亏空了。“他要是有钱，怎么连房租都给我们交不上来呢?”
9月1日，雅琪副总李刚等15人被押到堂前受审。庭审过程很低调，资料保密，禁止媒体录音。在该法院网站上同期的案件快报中，找不到关于该案的只言片语。据一位媒体同行说，院方曾称雅琪这个案子“比较敏感”。而负责此案的江岸区经侦大队也拒绝对此案发表任何看法和向媒体透露任何信息。关于雅琪这近4个亿的大官司，人们肉眼可见的，只有某报上几百字的庭审介绍。一位知情者对记者说：“他们(雅琪受害者)是公安局也找过，工商、法院也找过，政府门前也闹过，要谁为你负责?这一个多亿难道让政府赔给你吗?”
江岸区人民法院网站上2010年3月一则调研报告十分耐人寻味：“有部分非法集资案件是政府本着消化矛盾的原则牵头，将原不属于我法院管辖的案件交由法院处理，这些处理方式面临很多困惑……涉案因素复杂，矛盾突出易激化，往往引发群体性上访、闹访事件……有的还涉及众多相关行政机关的违法、违规操作，案件处理中阻力较大。”
寻找周建国
善投机钻营的雅琪老板周建国彻底“细软跑”(网络流行词，指收拾细软赶紧跑)了。
周建国的发家史在坊间流传着许多版本。一说他是经商神童，16岁闯荡江湖摆地摊，仅凭卖广东喇叭裤和油印出来的邓丽君歌词起家;另一说他是攀高枝的混混一个，利用姻亲的背景大发横财。他在武汉商界颇具知名度，知道他的人几乎都要说“此人不简单”。
1998年，周建国的“实业集团”兼并了唐家墩统一街两家濒临破产的企业，不久后他便将这十余亩土地转手卖给某地产开发商，从中获利千万。1999年，周建国看准时机，把身价看涨的雅琪球队高价“抛售”，紧接着他三番两次从外地买进、卖出，成为中国足球史上唯一一个靠倒卖球队致富的专业户。
然而七年前，周建国突然出现了资金困难，他以投资物流园的名义从民间揽资，从此走上了高息借款的尴尬之路。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后来的副总李刚，两人气味十分相投。2007年，钱怎么都不够花的周建国和李刚干脆成立了“雅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虚报注册资本1000万，以帮助客户投资理财的名义专门吸引民间资本，并以高提成唆使业务员利诱客户与公司签订所谓的“理财委托协议”，承诺按月支付客户 2%到5%的月息。不久，滚滚钱流争相上门。
可能是见钱来得太容易，拿到了钱的周建国完全遗忘了主业，他很少把资金投入经营，除少量资金用于兑付客户利息之外，其余多数供自己连年在澳门的赌场里流连忘返。2009年10月，公司财务亏空严重，捂不住摊子的周建国悄然远走高飞。两年下来，“雅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向社会个人1107人及两个单位非法集资3.5969亿元，其中未兑付本金1.4425亿元。
2009年11月19日，媒体爆出消息称周建国在北京被警方逮捕，或与赌球有关。在这不久，又有报道说，武汉警方承认周建国的确是被拘留了，不过并非因为赌球，而是牵扯到经济纠纷。
但与此同时，有“消息灵通人士”再度出来辟谣说，周建国并未被逮捕，而是早在2009年初就因故移民国外。近日，一则官方媒体发布的关于雅琪案审理的报道称：“2009年10月，周建国逃案”，开审当天，周建国及其他涉案人员“未到庭”。
江岸区公安分局信访办，有两位约五十多岁的女士结伴前来上访，两人都拿着着合同协议等上访材料。记者试探性地向她们打听雅琪集资的事由，她们竟饶有兴趣地反问记者：“周建国抓住没有?怎么判的?”其中一位女士表示，自己跟雅琪集资打过交道。“我有个朋友的熟人是他们的业务员，07年的时候劝我投了1万块。”她有点讪讪地说，“不过我出来的比较早，所以没坑到我。”
雅琪“没坑到”她，但她依然没能抗拒高息集资的“金色”诱惑，一年之后，她将自己的存款又投入了另一家高息集资的公司，而近日，这家公司也因为种种问题拖欠20多个债权人本息。而这也正是当天二人上访的缘由。她们说，许多受害人之所以大胆放款，多是因为公司“有合法执照”。
当记者就周建国等人如何得以虚报注册资本并瞒天过海直到案发逃匿，以及如何得以通过营业执照年度审核等问题询问工商部门时，得到的回答是：“这事已经属于刑事，不归我们管了。”
周建国人间蒸发，留下的烂摊子包括雅琪公寓308余户业主的房屋产权证官司、未给付的206名职工的24万欠薪、一个多亿的资金黑洞和千余受害者。
中小企业这两年的利润又直线下滑，借高利贷，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延长生命，等待救助，等待外部环境变化，可能给企业带来机遇，同时也是饮鸩止渴，面对这么高的利率，企业也很难生存。
《鄂商》：周德文，民间借贷合法化是唯一出路
《鄂商》记者 l 成正茂
浙江省温州市，以活跃的民营经济扬名海内外，温州模式一度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楷模。然而在当下，令温州受到广泛关注的，是高额的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能演绎到当下的“疯狂”，也折射出我国金融体系目前存在的危机——没有办法给中小企业“输血”。如果不能正确的权衡民间借贷的利弊，而是一味的打压，对中小企业来说将是致命的危机。在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甚至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果!”
《鄂商》：在你看来，民间借贷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周德文：民间借贷是把双刃刀，但总体上来看还是利大于弊。以温州为例，民营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是功不可没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温州民营经济的今天。如今，温州民间借贷已经达到了1200亿的规模，如果没有积极的作用，民间借贷不可能有这么迅速的发展。
《鄂商》：但是，现在由民间借贷引发的悲剧越来越多了。
周德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应该给予民间借贷客观的评价。比如说现在100个已经濒临倒闭的企业，他们通过银行借不到钱，只有转向到民间借贷，通过民间借贷一部分企业就可以活下来。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借贷机制，100个企业全部都会倒闭。
《鄂商》：也就是说公众对民间借贷是有误解的?
周德文：肯定有误解，误解可以有，但是民间借贷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市场所必需的。之所以说它客观存在，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金融机构严重缺失，我们的金融体制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是跟风的，觉得民间借贷赚钱很快。有些实际上是很麻木的，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巨大的风险。对民间借贷的风险，政府又没有及时的提醒老百姓。如果政府不断提醒，我相信是会有效果，而且现状也不会是这样。
《鄂商》：眼下民间借贷已经达到“疯狂程度”，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周德文：现在几乎出现全民借贷的现象：温州金融机构的报告显示，个人、集体合起来差不多有70%的人参与了民间借贷。
各种形式的资本也都介入到民间借贷。像上市公司，从股市上转移来的钱，不好好去按照既定股金的用途使用，而是把它转向了民间借贷;公有企业的资本也大量进入到民间借贷;银行等金融机构更是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很多的资金都是从银行变相的转向民间借贷，通过担保公司放大倍数。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相关的法律监管和规范，民间借贷现在还处于灰色地带，无法可依。
《鄂商》：长此“疯狂”，只怕更危险。
周德文：是的。这种危险我已经在上半年像政府提出预警，很遗憾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将来可能会更严重。
金融危机的时候，短期的借贷的利率一般就是3~4分，现在已经到了6~8分，更高的甚至达到10~15分，换算成年息最低的也要60%~70%，高的就是100%~180%，这个已经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中小企业这两年的利润又直线下滑，借高利贷，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延长生命，等待救助，等待外部环境变化，可能给企业带来机遇，同时也是饮鸩止渴，面对这么高的利率，企业也很难生存。
《鄂商》：你谈到目前企业“倒闭潮”比想象更严重，原因是什么?
周德文：现在的情况，确实比我当初预想的还要严重!如果这局面再不控制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果!企业倒闭的原因多种多样，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资金链的断裂，最终压垮他的就是资金的缺失，资金的断流，资金链的断裂。
《鄂商》：刚才也谈到“我们的金融体制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中小企业而言，借到贷款还不起贷是死，借不到款死的更快。这是金融体制的原因?
周德文：我们的金融体制是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目前的金融体制是非常不合理的。国家把金融行业作为高垄断行业，根本就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而我们的金融机构多是为大中型企业服务的，能为中小企业放贷的金融机构极其缺乏。国家不愿意去投资，垄断机构也不愿投资，这样造成了大面积的中小企业没能从金融机构得到任何贷款。中小企业应该说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它们被迫转向民间贷款，就刺激了民间借贷的发展。像温州这样的地区，民间资本如此雄厚，允许他存在两百家小额贷款公司都不为过。
《鄂商》：民间借贷的出路在哪?
周德文：民间借贷的出路就在于它的合法化，这也是唯一的出路。否则90%的中小企业会很难生存下去。当务之急，尽快的让它从地下走到地上，从灰色走向阳光。要尽快的制定放贷的条例，让它纳入国家的监管，规范它的行为。引导它进入小额贷款公司、小型的银行，或者直接从事民间借贷，像香港一样经过政府登记都可以从事民间借贷，并将利率控制在一定范围。
《鄂商》：合法化离现实有多远?
周德文：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可能已经感觉到了压力，推动了民间借贷合法化的步伐，当时人民银行研究的措施制度已经制定出来了，也讨论了，最后上报给国务院，但被退回，现在已经到了需尽快推进的时候。
可以看到，现在一般都很少讲高利贷，都是讲民间借贷或者民间金融，这说明政府已经看到了民间金融积极的一面。我们学者、老百姓只是呼吁，民间借贷能不能阳光化完全取决于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