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标签:描述]

　　 这个奇怪的历史夹层里，只有像我这样的一批台湾外省二代，永远像一颗没有真正着床的精子。我们没有一个原乡，要写的其实存在于父亲那个故事里，像一个幻术

　　【《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 蔡钰）这会儿，骆以军胡子拉碴，一脸恳切地讲起了诺亚方舟：大洪水，所有动物上了方舟。船太沉，为了决定把谁扔进海里，大家开始讲笑话。龙讲完、麒麟讲完，猪都没有笑，这两种动物就被扔到汪洋里。等过了很久猪意识到龙和麒麟的笑话好笑在哪里时，两种高级文明已经灭绝。

　　他重复了一下里面的关键词，灭绝。“文明的灭绝，可能在大陆还没那么焦虑地感受到。可能某一个后代，听故事的过程缺乏同情、理解和感知的能力，害得本来可能非常高度的文明，在传递的过程中灭绝掉了。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不光是我，还有一些犹太裔、拉丁美洲裔的作家，要启动那么复杂的一个幻术，去把一个东西打开来，不可收拾地写下去，他只是想要做一个故事的传递者。”

　　1949年，骆以军的父亲从南京撤往台湾，自此游走在别人的梦境里，骆以军觉得自己是父亲在“一场奇怪的梦里生出来的孩子”，是生活在历史夹层里的台湾外省二代。

　　2005年起，骆以军花4年时间写出了小说《西夏旅馆》，把自己对父辈那场大迁移的模糊经验、对大陆故乡的认知、对离散的想象，写进了十一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故事里。2010年，他在贾平凹、莫言之后，获得华文长篇小说奖金最高的红楼梦奖的第三届首奖。

　　但即便被称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骆以军和他的作品也仍鲜为华语覆盖程度最广的大陆所知。

　　你的《西夏旅馆》暗喻台湾的外省二代的命运和自我认知，作为外省二代，你自觉跟第一代的差异在哪里？

　　骆以军：我父亲这一辈的人20岁左右跑到台湾去，从此离开他的故乡，开始时不知道自己永远回不来。

　　我从小在台湾家里的客厅，听父亲教我做人的道理：你要慷慨，你要车马衣裘与朋友共，你要对人大派、重义气。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一群异乡人，永远活动在别人的梦境，听不懂别人的语言，发展出来的伦理是：我必须要讨人喜欢、不能犯错、谨言慎行、如履薄冰。

　　我父亲算是双套人士，他会讲普通话，也会讲南京话。我在台湾长大，但不会讲台语，只会讲国语。可是我孩子又是双套人，他会讲普通话跟闽南语，已经是台湾的本省人。这个奇怪的历史夹层里，只有像我这样的一批台湾外省二代，永远像一颗没有真正着床的精子。像莫言写高密、王安忆写上海或苏北、李锐写山西、韩少功写湖南，他都有一个原乡。可是对我、朱天心、朱天文这一辈，我们要写的其实存在于父亲那个故事里，像一个幻术。我们在那个大冒险的旷野上跑的时候，越跑越觉得自己只是个幻影，没办法回归到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的湘西，没有一个故事的原乡。我们的乡愁永远是一张假照片，有一天真的到了那个土地上，那个土地其实是陌生的，不是我所以为的。

　　像朱天文、朱天心的爸爸朱西宁先生，也是所谓的外省一代。莫言有一次到台湾去，他们拿朱西宁在1960年代写的小说《狼》给莫言看，莫言就吓到了，他说之前没看过朱西宁的小说，可是他们的文字和语境是那么的相似。莫言比起朱西宁有更复杂的文学教养，但他们对北方的狐啊、鬼啊、旷野上的狼有同样的魔幻经验。只是台湾外省一代在还感性的时刻就离开了，带着他们曾经跟那片土地相处的经验。

　　外省二代却没有任何真正的本土经验。我们跟本省又不同，本省同辈有家族的故事，可是我们只有爸爸讲他的故事。可是等我长大以后发觉，他讲的那个世界，我不可能再用写实主义的方式去复现它，不可能像莫言、王安忆他们去探访、去做人类学观察。

　　台湾的外省二代与大陆同辈的命运和环境差异又在哪里？

　　骆以军：当然刚才说的也是一个差异。拿现在两岸之间的小说阅读来讲，很像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双面维罗妮卡，像川端康成的《古都》里的双胞胎，她们的身世永远是有残缺的，她们互相在凝视对方，充满疑惑、好奇、误解，透过这个凝视得到什么？凝视的结果也许只是一片虚无，对历史的窥探如此庞大冰冷残酷，可是这文学的交流已经比政治的交流让我更感动。我还是更期望两岸文学上的读者、创作者，透过双面维罗妮卡式的凝视来看对方，两岸有很多细节可能只有透过小说才看得到，而不是通过官方媒体或旅游指南。

　　过去几年在大陆，学术界都会讲，一流作家写古代，二流写近代，三流写当代，四流写海外，五流作家写港台，六流……可是如果没有另外一个维罗妮卡来看你，你根本意识不到。大陆小说一度达到过很高的高度，可是细看会发现它们背后的主旋律太一致了，大家只能环绕着农村、文革、人吃人的暴力与伤害展开。问题是，中国大陆的文学地图之外，世界100年来在小说上的心灵构图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变化。中国现在民族主义的大国内陆情绪扩散到文学上，觉得此外的文学都是西方文学，但其实这半个世纪，比如在台湾，已经有另外一种物种在长成。

　　你被称作“城市写作者”，对你来说，不同的城市有怎样的梦境？

　　骆以军：昨天我去北大旁边的万圣书园，中间有一点时间就坐在老生活区的一排树旁边抽烟，我突然觉得那个阳光很舒服。不管你们觉得北京这个城市多粗暴、愤怒、绝望、灰扑扑，但是对我来说，那样一个时刻听到风的声音、感觉到树的声音和味道，这样一个时刻会让你觉得这个城市非常不可思议，非常非常美丽。在冬天南京的明孝陵旁边，我坐在法国梧桐树下那些镇陵兽旁边抽烟，也觉得不可思议。这都是岛内不可能感受到的。

　　我还到过内蒙、宁夏、青海，我还进过西藏。那个过程我对西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就觉得，我就是胡人的后代。

　　我跟天心他们去京都，是很美，可是我不会着迷。反而在穿过青海时我停下来抽烟，整个草原没有风，突然听到一种悄悄的“卡擦卡擦卡擦卡擦”声，那是上百只牦牛在吃草。那个时刻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是跑去那边骑马、杀人的戟兵军。

　　你谈过城市与创作的关系，说一个城市中的小说家的工作是把这所有的文明集体打包成一个个废纸块。可你又说自己是个经验匮乏者，如何能被赋予写作的使命？

　　骆以军：在香港也很多人问我，你来香港三个月，会不会也用香港题材写个小说？这根本不可能。我也确实在香港写了一些小专栏发回台湾，但那只是一个短篇、一个梦、一个小的集锦，它形成不了完整的集体记忆。

　　就算我在北京呆三年，我也觉得不可能写北京背景的小说。虽然北京话我们沟通得了，可是北京之于我仍然是一个默片。老大爷老大娘他们讲话的默契是什么、那个笑话的梗在哪里、一个典故、当年在哪一片地区发生过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大家集体的记忆我根本不知道，我来写根本是冒犯嘛。

　　整个西方小说体系就是在描述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为什么只能是饱满的状况、正常的状况、正确的状况？西方现代小说全部是在写不正常、缺陷、病症、伤害、歪斜。我很羡慕这些体验，我就写不出红楼梦，不像齐邦媛、聂华苓那样有大故事生涯，也觉得如果自己是莫言、张爱玲多好，是故事的庞大的贵族。你生在这个年代，就要找这个年代需要的突围方式。

　　注：本文详见2011年第12期《中国企业家》，未经授权，谢绝转载。有意与中国企业家网站的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市场部联系(电话：64921616-8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