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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公司前CEO罗伯特·C. 斯坦普尔去世，享年77岁(图片来源：财富中文网)

　　最近，罢黜首席执行官在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已成为一桩司空见惯的事。过去两年间，已有两位在任者被替换下台。

　　但是1992年当董事会收到鲍伯·斯坦普尔的辞呈时，他却成为自1921年公司创始人比利·杜兰特被撤职以来首位丢掉饭碗的通用汽车公司老板。

　　他算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现的错误的人选。

　　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工程师和受人欢迎的领导者，斯坦普尔是通用公司一度需要的首席执行官。但是，他有点生不逢时。他应该在20世纪60年代坐上这个位置。那时候，公司的管理大权被移交到一群个性平庸的会计师和官僚主义者手中。他们对成功习以为常，因此让汽车业务变成官僚机构和固步自封状态的附庸，这最终导致公司在2009年一蹶不振。

　　而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汽车人，斯坦普尔本来有可能避免公司落到这一下场。他热爱机械类的东西，特别喜欢通用汽车首批前轮驱动的汽车之一——Olds Toronado。

　　然而，他被迫转型为金融工程师。1990年，斯坦普尔登上了首席执行官的宝座。此前，他的前任罗杰·史密斯已在一系列有欠考虑的业务上大笔投入公司资金，这些业务包括大批工厂机器人、无用的装配工厂以及为土星(Saturn)这一品牌建立的全新汽车分公司。

　　在通常情况下，考虑到通用汽车公司的种种竞争弱点，斯坦普尔的日子不会好过。在史密斯治下，公司的市场份额急剧下跌，从43.5%跌至33.5%，而公司却没有及时削减产能以弥补损失。

　　史密斯曾决定将北美运营部门分拆为两个独立核算的集团，这一决定为害无穷。但作为忠贞不贰的人，斯坦普尔拒绝撤消这一决定，结果使实际上让这家巨型公司得以运转的非正式联络网毁于一旦。

　　而且，他还不愿对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采取强硬立场，允许工会建立其恶名远扬的工作银行。这一银行保证了下岗工人也能获得其全额工薪的近95%。

　　斯坦普尔明确地将这一合约视为“双赢”，而实际上它创造的是“赢-输”的格局。

　　斯坦普尔的命运在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二天就板上钉钉了。那时伊拉克正好入侵科威特，挑起了第一次海湾战争，迫使油价飞涨，将经济拖入泥潭。

　　斯特普尔的工程师背景让他在应对这种千头万绪的危机时一筹莫展。当时压力巨大，他无法有效应对。作为一个深思熟虑，也许还有点步调拖沓的决策者，他不愿意迅速做出改变，而是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宁可坚持自己的计划。同时，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无法忍心解雇与自己共事数年的人。

　　公司高管在危机中的延宕促使董事会奋起行动。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前首席执行官约翰·斯梅尔被派遣来调查事实真相，结果揭露了公司核心溃烂的现实。

　　当斯梅尔3月向董事会汇报时，他没带来什么好消息。在今年春季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平装新作《60到0》(Sixty to Zero)中，我回顾了这一场景。成本高企，产品质量低劣，工厂产能开工严重不足，通用汽车对市场反应迟钝，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组势在必行。

　　面对这些情况，斯坦普尔的反应可谓迟缓，甚至可说是固执己见。他无视董事会让他支走两位高管的指令，在董事会提出要求时，他也无法让自己解雇一位密友。他只是对其做了降职处理。他留任公司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但实际上已被投了不信任票。

　　新的架构毫不奏效。斯坦普尔则一如既往地顽抗到底，他不理会迅速变革亟需实施的信号，而是继续按照自己明确可知的方式一意孤行。当公司的现金开始大量损失时，董事们决定，斯塔普尔必须走人了。1992年10月23日，他正式下台。

　　作为一个自负的人，斯坦普尔还是留在了底特律。有一段时间，他曾致信记者们——这是他作为首席执行官绝不会干的事——纠正他们就通用汽车公司历史发表的一些观点。随后他去了一家电池研究公司工作，历经数年，直到创始人将他提拔为首席执行官。这后一段经历是够艰苦的，但从未听到斯坦普尔对此有所怨言。

　　在大好年景中，拥有斯坦普尔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幸事。而在时运不济的年头，他也始终是一位力图挽救公司命运的忠诚战士。但不幸的是，对他本人及公司来说，他担当了很不合适的职责。

　　译者：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