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标签:描述]

　　马世民(Simon Murray)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就这位瑞士大宗商品公司嘉能可(Glencore)新任主席上周接受的采访而言，这是我能给出的最好的评语。在称自己的祖国英国“经济一团糟”之后，这位71岁的老人又对女性对待工作的态度发表了粗暴的评论。

　　马世民告诉《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女性的才智跟男性不遑多让。但很多时候她们不愿意对工作投入太多，事业野心也不及男性，因为她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很多时候，她们喜欢抚养孩子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事情。”

　　没错，这就是马大班说的话。许多在上世纪爬到怡和(Jardine Matheson)和太古(Swire)等香港洋行高层的英国商人，现在回过头来打量故土时都会带有轻蔑之感。当马大班讲述英国如何每况愈下时，被他激怒的受众心里念叨着：“你不能那样说”，但他还是那样说了。

　　在他的公关人员顺藤摸瓜查到是他在大放厥词后，马世民“澄清”了自己的言论。他也许认为，自己是“政治正确”这一潮流的受害者。但实际上，他完全错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班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怀疑女性职业野心与动力的人，因为正是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帮助他们获得了今天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关于棒球的表述可以比喻那些拥有优势却浑然不知的人——即出生在三垒上，却自以为打了一个三垒打。在现实中，马世民虽然并非出生在三垒上，但他年纪轻轻时就找到了通往三垒的道路。上世纪60年代，他靠在船上做工充作船费一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香港，在怡和洋行找到了工作，随后又跳槽到了李嘉诚的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

　　如果与男性相比，女性对工作真的没有那么投入、那么有野心，那么马世民就不会这么走运。在马世民的言论被发表之际，我碰巧在阅读张彤禾(Leslie Chang)所著的《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这本书描写了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后，中国年轻女性背井离乡来到从香港迁至内地珠三角的工厂打工的故事。

　　这些年轻女性占到来自中国内陆农村地区的2亿农民工的三分之一，她们推动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中心，令香港的外籍侨民受益匪浅。“走出”农村需要勇气与决心，并且要愿意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孤立无援的处境。

　　张彤禾写道：“年轻女性——(与同龄男性相比)较少受到珍视与宠爱——可以远离家乡，制定自己的计划。正因为她们相对不受重视，她们可以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珠三角城市东莞的劳动力大军中，有70%为女性。

　　在中国，女性在白领与管理阶层中所占的比例也很高。中国16岁到64岁的女性中，职业女性约占75%，而英美为69%。一项为工作-生活政策中心(Centre for Work-Life Policy)做的调查显示，76%的中国女性有志进入高层，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52%。

　　上述调查的合著者里帕·拉希德(Ripa Rashid)表示：“最大的错误认知是，中国女性落后于西方女性。她们在某些方面已走在西方女性前面，尽管这会让西方人觉得不舒服。”

　　事实上，甚至连马世民针对年轻女性的抱怨(“我知道她们会怀孕，会休9个月的产假”)放到中国身上也是讲不通的。中国女性在生小孩的几年里通常不会休很长的假，她们会将小孩放在托儿所，然后继续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当然，对于职业女性而言，中国并非百分之百的天堂。尽管中国百万富翁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但人们对职业女性还是抱有偏见，职业女性在进入公司高层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困难。

　　不过，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弊端，中国女性却并未理会马世民怎么看待她们，而是将自身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这进而为那些洋行创造了巨额利润，也大大惠及了那些有足够运气或足够魄力不远万里从英国跑来加入那些洋行的人。

　　据一位历史学家称，19世纪20年代，怡和洋行联合创始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在广东一家俱乐部被石头击中头部后仍活了下来，当地人因此给他取了个诨号叫做“铁头老鼠”。珠三角近期的这些事件似乎也同样无法让马世民有所触动。

　　从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听到一家准富时100指数成份股公司的主席如此口无遮拦地大发议论，是令人高兴的。但已在中国呆了足够长时间的马世民，应该更清楚这一点。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