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今，修复版《孔夫子》以香港电影资料馆“镇馆之宝”的身份重现，将费穆中正肃穆的美学风格带回这个时代。

和导演胡玫去年耗资1.5亿元拍摄的《孔子》相比，70年前由费穆执导的《孔夫子》在排场上全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没有什么特技，没有什么攻城大场面，也很难说有什么动作镜头，素淡得就好像我们今天读《论语》一样。“美学上可能不完美，但也让人很感动。”5月27日，将修复版《孔夫子》带到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放映的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员何思颖如是说。

费穆拍摄这部电影的想法，产生于1938年的香港。因为上海沦陷于日军炮火之下，费穆全家人和电影《孔夫子》的投资人金信民都暂居香港，那时他们就有了拍摄这部电影的动机。两年后，费穆回到上海，开始着手拍摄，到1942年正式上映。“后来1948年重新剪辑过一次，再次上映。”何思颖介绍道。然而之后，这部电影的拷贝就似乎人间蒸发一般，销声匿迹。再现人间的《孔夫子》，如今被香港电影资料馆视作“镇馆之宝”。

来自天使的胶片

“多年来我们一直听说《孔夫子》在香港有拷贝，但直到2001年，才有人打电话来说，有一批电影文物要捐赠，给出的名单里就有《孔夫子》。”何思颖回忆道，他将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捐赠者称为“天使”，“他真的就好像天使，不过我们接到电话后也还是告诉自己，可能没有这么美好的事情。直到我们拿到片罐，打开看到胶片，才相信这是真的。”这些捐赠也的确可以说是来自天使，因为捐赠者说明，电影胶片都是他去世的叔父的遗物。

那时用的胶片是硝酸胶片，不易保存，电影资料馆拿到手的底片损毁得十分严重。在他们着手修复时，导演马丁·斯科西斯自己的胶片修复机构也和何思颖等人取得了联系，表示想要修复这部电影，“但他们的条件我们不能接受，我老板就说，我们自己来修复——我很少有夸我老板的时候，但那天他真的很值得夸。”

何思颖说，修复胶片用了七八年的时间，“胶片罐里有90分钟的胶片，后面还有9分钟左右的碎片。”这9分钟怎么放回去，是一个问题。当年这部电影上映时，宣传攻势很强大，出版了带剧照的特刊，“根据那个特刊，就可以大概知道哪些片段放在哪里。”而除了从历史资料当中找凭据之外，“还可以根据科学，胶片上的号码可以来帮助我们判断如何来安放这9分钟。”但迄今为止，电影首映特刊上的一些剧照，还是无法在胶片里找到对应的情节，何思颖很认真地呼吁，“如果你们的家人或者朋友中，谁拥有这部分胶片，一定要让我们来修复。”

将孔子还原为“人”

放到今天来看，《孔夫子》还是有些说教的感觉，但是放在1940年的大背景里，费穆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让孔子从神坛上走下来。那时在孤岛上海，《花木兰》之后，拍摄古装电影已经成为潮流——这倒也有些让人想起了多年以后，《卧虎藏龙》带来的古装武侠片风潮。在当时日寇的铁蹄下，这些电影无疑有着借古喻今的意思。“五四运动之后几十年，再推出一部拍孔子的电影，很有意味。”何思颖说道。

在那时来看，《孔夫子》毫无疑问是大制作，制片人金信民和童振民并非专业电影制作人，而是做参茸生意的商人。他们将自己的货物全部变卖，用来支持费穆，最后一共投入了15万元，远远超过最开始只有5万元的预算——就算是5万元的预算标准，在当时也算非常高了。两个制片人都是费穆的超级粉丝，完全因为对他的电影的热爱才做了那样的投入，几乎没有什么做生意投入产出的考虑。但如今的人们大概仍然会不理解这些钱都花到了哪里，“主要是认真，费穆找了很多地方做外景地，来表现孔子周游列国的不同场景。”何思颖转述了费穆女儿费明仪的回忆，“当时是在上海拍摄，要拍下雪，费穆也坚持要等真雪，这样就大大地影响了拍摄的进度，也让成本增高了。”

而之前的案头工作也颇繁重，费家几兄弟全身心投入，仔细研读儒家原典，以及费穆用来作为参考的美国学者卡尔·克罗(Carl Crow)的《孔夫子》(Master Kung)。电影的后期制作也非常精细，“胶片上有非常讲究的英文字幕，我们今天后来加上的英文字幕都比不上”。不过电影到1942年正式上映的时候，并未受到如潮的好评，正如费穆的《小城之春》一样。

电影主要集中在孔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的经历，以几个著名的故事来串起他的一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的演员字字抑扬顿挫的台词，有些让人陌生。而用今天历史电影爱好者的眼光来看，《孔夫子》里也是充满了名物错误，颜回大概没有白米饭吃，子路可能没有马骑，南子当然不会做那样的打扮。更不用说彼时因为女演员仍然不算流行的工作，颇有几个做妖姬模样出场、迷惑国君的女子，仔细一看是男人反串。

但费穆的美学风格仍然体现无疑。虽然他取景煞费苦心，但还是有强烈的舞台感。他似乎对仪式很着迷，这也体现着孔子与“礼”的关系。开场的祭祀戏，虽然声音已经缺失，看来还是让人心生肃穆感。而后面的鲁国与齐国会盟一场戏，突然窜出的“东海野人”威胁鲁国国君的一幕，场面调度颇佳，而且还有强烈的人类学现场感。费穆的摄影十分考究，秉持的是“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物件，用删减法去营造‘空气’”的原则，尤其是孔子的居所，白墙方窗外，树影轻斜，只要一个孔子的背影，就气氛全出。而宫廷就都中正素朴，也许以今天的眼光看不够奢华，但与费穆一贯的审美十分统一。孔子杏坛传道的场景，年轻时候的志得意满和老年时门下弟子寥落的对比，也让人动容。

费穆绝不会像其他一些喜欢使用祈使句的导演那样，让你明确地感觉到他的意图，他是曲折婉约的。就连《孔夫子》这样的电影，也是如此，在希望之中又交织着绝望，在孔子的生命片段之中有沉重得说不出来的江山沦落，人心残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