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科学家们在沉迷于使用生动形象的叙述方式时会不会同时误导公众和他们自己？——菲利普•鲍尔
（文/菲利普•鲍尔）科学家们在沉迷于使用生动形象的叙述方式时会不会同时误导公众和他们自己？——菲利普•鲍尔
比喻会影响我们的观点和选择。《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今日刊登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蒂博多和雷拉•波洛狄特斯基的研究成果。他们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向被调查者描述犯罪过程，当罪犯被描述为“野兽”时，被调查者更愿意诉求法律制裁，而当罪犯被描述为“病毒”时，被调查者则倾向于寻求诸如如何治疗、补救等方法，并且希望搞清楚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
这个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不同的比喻会导致不同的反应。人们总爱寻找一些看上去比较“客观”的东西，比如数据，作为某项决定的基础，而不承认图像的可靠性。“比喻不仅仅意味着华丽的辞藻”，蒂博多和波洛狄特斯基说，“一些重大社会性事件发生时，人们会如何理解，以及做出怎样的反应，信息传达过程中使用了什么样的比喻对此有着深厚影响。”
证明这一理论并掌握好使用的尺度十分重要，尤其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政客圈和政治顾问的常识：如果有一个政治公关人员或者演讲稿撰写人还没有意识到“比喻会影响观点”的话，那么大家会质疑他们是如何得到这份工作的。
这就是为什么“野兽”的比喻会导致人们想到惩罚，而“病毒”的比喻却促使人们更渴望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但是这种比喻很少会引发深层次的思考。
在这两种情况下，用来作本体的“罪犯”是以自然界邪恶力量的化身出现的，也就是来自“非人类”的世界。不管是“野兽”还是“病毒”，作恶者都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人。同样，鸦片战争、反恐战争作为一种叙述方式，对于公众来说，不是一幅可以刺激感官的画面，并且同现实联系很少，且军事性很强。
误导的力量
文学中，比喻多用于诗歌；政治上，比喻是一种可以巧妙操纵辩论的语言工具；而科学中，比喻被广泛认为是科学传播时帮助理解的重要手段。那么，比喻的使用会把科学传播带到一条怎样的路上呢？
文章开头的例子是把人类行为比喻为自然力，而科普写作一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自然过程描写的人性化。这种写作方式被十九世纪的批评家约翰•罗斯金称为是“可悲的谬误”，其实早在17世纪，科学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已经指出过。
“可悲的谬误”指的是一种根深蒂固，且有着深刻影响力的写作方式，特别是在生物学中，即使遭到指责，人仍然会不自觉的“跟着感觉走”。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自私的基因”（这个词出现于1976年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书名）。在当时的科学背景下，道金斯的比喻似乎是恰当的，也容易为大家所理解，而且非常好的传达了他的想法。然而其弊端就是违背了人们对“自私”的理解，即这里所说的“基因的自私”和“人的自私”显然不是同一个意思。
自私的基因支持了达尔文对世界的整体认知——人是有劣根性的。这个概念曾几次撼动整个科学界，尤其是对自然选择的态度。然而正如英国牛津大学心理学家丹尼斯•诺博指出的那样，“自私的基因”这个比喻在了解该基因的功能上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会误导人。
但是换用“合作的基因”也不是一个好的说法，虽然这个词同样也很有价值。基因不自私，也不合作；不快乐，也不暴躁。这就是科学比喻的现状，问题层出不穷。
警惕
“生命之书”、“DNA垃圾”、“DNA条形码”……所有这些用比喻描绘的画面都已经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特别是有时候科学家们自己会忘记这些不过是比喻而已。当科学向前发展时，我们发现，其实基因组并不像一本书或一幅蓝图。然而尽管如此，这个比喻却被一直沿用着。越是生动形象的比喻，就越危险，对纠正的抗拒力也就越强。蒂博多和波洛狄特斯基给了我们一个需要慎用比喻的理由，他们的研究成果向我们展示了漫不经心的比喻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的。所以，不光社会演讲、政治演讲需要慎用比喻，在科普写作中亦是如此，特别是“遗传学”这种画面感很强的科学。
大多数科学家可能会同意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伯恩斯坦的观点，他认为“比喻在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中是非常重要的。”但科学家们可能也会跟加拿大威尔夫大学的生物学家保罗•赫伯特有共鸣，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拼命维护科学的完美形象以至于让其变的枯燥乏味呢？”虽然之前他曾提出“DNA条形码”的比喻并遭到批评。
就是因为科学有时会枯燥乏味，因此比喻才应运而生。但是，我们往往花费了过多的心思在寻找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上，而忘记了我们的初衷——尽我们所能用清晰的语言和诚实的态度去解释真相。有些科学概念可能是“无法使用比喻来描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戴维•巴尔的摩提到DNA时说）。至少，比喻应该在严格的审查之后才能介绍给公众。让我们重温一下控制论先驱阿图罗•罗森布鲁斯和诺伯特•维纳的警告：使用比喻的代价就是永远保持警惕。
博主介绍： 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毕业于牛津大学化学专业，并取得了布里斯托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现在作为科技自由撰稿人的他，是《Nature》的顾问编辑，并且经常出现于各大媒体。他撰写了许多科普读物，其中包括《H20》和《Critical Mass》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