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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看上去不很般配的一对:一个是理智的优等生,来自家境贫寒的黑人家庭:另一个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就算当上了总统候选人也还说不出巴摹斯坦军人统治者的名字。但是他们却一同打造出一个我行我素的强有力的美国形象。
与小布什关系亲密
借助《至高的荣耀》一书,康多莉扎·赖斯撰写了一份面面俱到的辩护状,以便在历史的审判席_E洗清自己。她希望,历史的评判应该比当下那些刻薄的评价更宽容些。她的权势源于始终贯穿于整部书的线索:她与乔治·W·布什亲密、甚至是谄媚的关系——这种关系还曾引起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迪克·切尼的嫉妒和嘲笑。
对于自己被吸引到布什身边的原因,赖斯惜墨如金:“我喜欢他。他很风趣,爱挖苦人,但他对待政策是认真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他在道德上的明确立场。知识分子和雾谷(美国国务院所在地—本网注)那群刻板的官员门或许对布什的急躁不屑一顾,然而赖斯却视之为列原则的坚守。她写道:“这就是我钟情于作为总统的乔治·W· 布什的原因所在。事情的对错才是关键。”
然而恰恰是这种透明和急躁奠定了布什政府最受诟病的决策的基础。赖斯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为这些决策辩护。她甚至早在大选之前就开始制订布什当上总统后的新路线,并为此组织了一个自称“火神者”的团队,其成员主要是老布什当总统时的旧部,他们都目睹了冷战的结束。但是可以说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蒙住了她的眼睛,使她无法预见布什总统将要面对的问题,如阿拉伯世界截然不同的形势以及帝国势力过度延伸的代价。
新政府是从单边主义起步的,这种新路线的迹象在布什第一个总统任期之初就昭然若揭。当时白宫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赖斯承认美国那时的态度过于强硬和好斗。她当时说:“总统先生,这件事将会从一开始就影响你的外交政策,这是个问题。” 在“9·11”袭击后的紧急状况中,布什有关“美国不能坐等缓慢的联盟组建” 的信念演变成了“先发制人”的行动。书中少有的几个生动场景基本上都是来自早期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赖斯望着镜中的自己,责问自己在“9·11”之前漏掉了什么。她在书中写道,“我震惊到了极点”。她仅有的一次对布什提高嗓门是她告诉布什当时回华盛顿不安全。正是如今很难想象的这种气氛,导致了有关拘押、“强化审讯”和入侵伊拉克的决策。
曾对伊战心灰意冷
赖斯首先在伊拉克问题上倾注了不少笔墨。对于有人指责政府就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撒谎,她惑到不快。她说:“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想象不出当时针对萨达姆的整个情报案看起来有多么迫在眉睫。”她还努力在书中再现了布什手下官员对于自己可能低估美国安全所受严重威胁的恐惧。不过她在某个周日谈话节目中的讲话—— “蘑菇云不需要确凿证据’——现在已经作为布什时代最夸张的言论流传于世。
赖斯最让人诧异的说法是,她认为政府不该把个别的情报案例向公众通报,从而把发动战争的理由建立在后来被证明是不实之词的具体断言上——例如布什国情咨文中指控伊拉克企图从尼日尔购买铀的那“16个单词”。然而,如果这些有关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断言是虚假的,发动战争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赖斯坚称,战争中许多最糟糕的错误是五角大楼犯下的:派去恢复秩序的部队人数太少、解散伊拉克军队以及随军记者参加的日渐与实际脱节的梦游般的官员吹风会。她说,事实上,到2006年时她就拒绝引用军方大量自诩获得胜利的欺骗性统计数字。她对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说: “我自己都不报信这些统计。”最终,她对战争进展的日益不满导致了她与布什的激烈对抗,当时她直率地告诉布什:“战事一败涂地。”他则问她什么政策能管用。赖斯写道:“当时我对伊拉克心灰意冷到了极点。我不敢肯定总统的问题会有答案。”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曾在各自的书中痛斥赖斯。现在是她还击的时候了。她比他们有教养—些,始终坚称自己与他们的尖锐分歧是因政策而起,与人格无关。但是她讥讽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傲慢之人,无法容忍曾在自己手下的女人跃升获得权力。她还刻画了切尼的狂妄自大,描写了他是怎样不让她和科林·鲍威尔参加自己2003年主持的伊拉克解放庆典的。
有盲点也有成功
不过她自己的盲点也一目了然。例如,她承认自己没有预料到伊拉克人会把美国人看作占领者,忽略了伊拉克E世纪 20年代抗击英国人的历史以及阿拉伯人对殖民主义倾向的敏感。她的“欧洲中心论”便是明显的缺陷。在这本似乎涵盖了她的几乎每一次出访、厚度达766页的书中,她对于阿富汗状况的迅速恶化只作了简略的忏悔。她指出,哈米德·卡尔扎伊总统经常不切实际且偏执,但她对于让阿富汗人变得麻木和让塔利班坐大的腐败与失职却只字未提。同样,对于巴基斯坦一方面从美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一方面却又听任其安全机构成员支持反美武装分子的两面派做法,她也—笔带过。
书中也记录了成功:对非洲充满热情的支持收获了抗击艾滋病的计划;通过提供发展赠款和施加压力减少了达尔富尔的屠杀;对卡扎菲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解除;与印度签署了核协议。赖斯似乎还迫不及待地要认领为“阿拉伯之春”播下了种子的荣誉,她认为自己的功劳包括参与确立了“伊拉克脆弱的民主道路”和鼓舞了黎巴嫩的民主。
《至高的荣耀》一书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康多莉扎·赖斯:一个是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急躁的单边主义者;另一个是作为国务卿的获得新生的外交官,致力于修补美国因其单边主义而受损的声誉。她在布什离任前几个月曾对他说: “人们厌倦了我们。”按照历史给出的评判,这是一种过谦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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