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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道 20 年，马特·戴蒙成为了好莱坞的巴菲特，总能挑中高品质的影片出演。而现实生活里，他致力于务实的慈善活动，获得了乔伊·西格尔人道主义奖。他也是热心政治的美国公民，曾公开表达了对奥巴马关于教育和减税法案等政策的不满。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公民有责任将自身的期望和对重要议题的看法表达出来。”

马特·戴蒙(图片来源：《外滩画报》)

　　这是拍摄《命运规划局》当天早上的最后一个镜头。

　　马特·戴蒙戴着卷边平顶帽，从屋里破门而出，在小巷中疾速奔跑。这个镜头是一长串追逐戏的开始，此后戴蒙扮演的政治家大卫·诺里斯将穿过整个曼哈顿中心。尽管这场戏在最终的成片里只有短短几秒钟，但戴蒙还是非常仔细。

　　拍摄间隙，他走到被一组监视器包围着的导演乔治·诺菲身边，和他一起回看刚才的拍摄。戴蒙提议自己的身体在表演时应该再侧些，以便让摄影机更好地捕捉画面。

　　戴蒙还要求再看一遍自己奔跑时的表情。主演过《罗拉快跑》的女演员弗兰卡·波坦特曾告诉他，“人们在奔跑时的表情看上去总是很奇怪”。与波坦特在《谍影重重》系列中演过对手戏的戴蒙，记下了这条忠告。

　　细节对戴蒙很重要。尽管出演过不少在好莱坞最司空见惯的动作类型片，但他还是硬生生塑造出一系列特点鲜明的形象——冷静、利索、低调，“一个有理性的动作片主人公”(《卫报》)。

　　当 3月《命运规划局》北美上映首周，戴蒙又为自己的老板赚了两千万。这个成绩，在戴蒙纪录里仅次于《谍影重重》系列。去年年底，他的电影纷至沓来——克林特·伊特斯伍德的《从今以后》、科恩兄弟的《大地惊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监守自盗》(戴蒙担任影片的旁白)以及《命运规划局》。作为演员，戴蒙的产量颇高，但他参与的影片始终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准，这为他赢得了“好莱坞的巴菲特”的美誉。虽然戴蒙有点石成金的本领，但《天才雷普利》里的双性恋杀人犯、《谍影重重》系列里的失忆特工、《告密者》里的卧底小人物等却始终无法为他赢得一座奖杯。

　　而今年，他已 40 岁了。40 岁，应该是一个男人有所改变的年龄。而戴蒙的圈内好友都发生了变化：曾共同编剧并出演《心灵捕手》的本·阿弗莱克，逐渐显露导演天分，去年执导的《城中大盗》备受好评;曾合演过“罗汉”系列的乔治·克鲁尼，深入苏丹，致力于人道主义活动，逐渐由演员向“明星政治家”转型。戴蒙的变化则是缓慢、甚至看不见的，他的变化仅仅局限于角色的范畴。像英国大本钟一样，哈佛高材生戴蒙有条不紊保持着自己的好莱坞节奏。

　　2009 年年底，有记者问戴蒙对即将步入40 岁的感受。在一旁的摩根·弗里曼听到后，对他说：“你即将迎来生命中最好的二十年。”

　　 好莱坞巴菲特的诀窍

　　拍摄《命运规划局》期间，有位邻居送给马特·戴蒙一本李·施特拉斯伯格的书。

　　施特拉斯伯格是方法派表演的创始人。“我已经有25 年没读他的书了。”戴蒙随手翻了两页，看到这样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你自己要花20 年时间才能琢磨出的方法。”

　　“我已经演了20 年了。然后我就合上了这本书，再也没有读过。”戴蒙说。

　　戴蒙确实不再需要施特拉斯伯格的指导，因为他已经是“好莱坞的巴菲特”了。根据 2007年《福布斯》杂志的统计，戴蒙是当时好莱坞“性价比”最高的男演员。

　　制片人可以从给戴蒙的每一美金的片酬中，挣回二十九美金的票房。而近两年来，虽然戴蒙在这份考量票房号召力的榜单位置上急剧下滑，但独具慧眼的他却总能挑中有品质的影片项目，不受烂片的侵袭。“他好像天生就有参演好影片的诀窍。”《洛杉矶时报》如此写道。

　　事实上，戴蒙的诀窍很简单，他只接拍自己深信不疑的片子，而导演则是他考量的主要因素。戴蒙和格斯·范桑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各合作过两次、和保罗·格林格拉斯合作过三次，和史蒂文·索德伯格合作过五次。此外，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马丁·斯科塞西、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安东尼·明格拉等名导也都与他合作过。“只是站在这些伟大的导演身边，看着他们导戏，我就能学到很多东西。”戴蒙说道。

　　新片《命运规划局》的导演乔治·诺菲曾是戴蒙出演的两部影片的编剧——《十二罗汉》和《谍影重重3》。在新片中，戴蒙饰演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大卫·诺里斯。《命运规划局》改编自科幻作家菲利浦·狄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短篇小说《规划队》。雨果奖得主狄克以短篇科幻小说见长，他独创了所谓“错列历史”的风格，即小说里的世界总存在于强大的政治阴谋和控制之中。这一后现代主义的风格非常契合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好莱坞科幻类型片的口味。狄克的多部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少数派报告》和《银翼杀手》。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错列历史”影片《黑客帝国》系列，也是受狄克作品的影响。

　　对戴蒙来说，《命运规划局》倒更像是一部爱情电影：“爱情的力量才是他们和命运抗争的中心。没有了爱情，整个片子就不成立了。”事实上，在近 20年的从影生涯里，戴蒙从未出演过任何一部浪漫爱情片。他从未尝试软化自己的银幕形象，从未在影片中演过嬉皮笑脸、与一线女星谈笑风生的性感单身汉角色。“他的许多影片都有女演员搭配，但我能想到的，却总是他一个人，神情严肃，一脸警惕。”《娱乐周刊》的欧文·格莱伯曼说道。不过，他对《命运规划局》里戴蒙与布朗特之间的化学反应倒是大为赞赏，甚至建议戴蒙未来可以考虑改改戏路，多演些浪漫轻喜剧。

　　这位私底下被媒体誉为是好莱坞“最阳光、最有趣、最平易近人的”一线男星，一直以来在回避更本色的浪漫男主角角色。“浪漫爱情片的男主角，也许是好莱坞最下等、最程式化的角色类型，” 格莱伯曼说，“有上进心的戴蒙自然不会选择这样的角色。”此次戴蒙选择以爱情为主的《命运规划局》，是因为影片中关于自由意志与命运相抗衡的概念，以及一见钟情的爱情设置，正是戴蒙所深信不疑的。他自己也有过一段类似的经历。

　　2002 年，有两个剧本摆在戴蒙面前：一部是德国名导沃纳·赫尔佐格的《重见天日》，一部是美国恶搞喜剧导演法拉利兄弟的《贴身兄弟》。按照常规，前者似乎更符合戴蒙的口味。《重见天日》里的角色极具挑战，不仅需要戴蒙减轻体重，还需要他生吞活蛇。

　　就当戴蒙犹豫不决时，母亲给了他一点建议：“马特，你要知道，你可以在工作中获得乐趣，并不需要一直如此苛刻而痛苦。” 同法拉利兄弟愉快地见面后，戴蒙选择了从未尝试过的喜剧类型《贴身兄弟》，而把《重见天日》的角色让给了克里斯蒂安·贝尔。

　　那年夏天，戴蒙原本应跟随法拉利兄弟去夏威夷拍摄《贴身兄弟》，结果却因预算受限，转去了迈阿密。那也是他第一次去往那座城市。一天晚上，剧组里的兄弟叫戴蒙一起去喝点儿啤酒，因拍片精疲力竭的戴蒙起先拒绝了，但最终拗不过兄弟们的盛情邀约，一同去了海滩边的 Crobar 酒吧。而那便是戴蒙和自己未来的妻子露茜命运的交叉点。

　　当时，露茜是 Crobar 的一个酒保。“我在人群里远远地就看到了她，就像有一束光照在她身上一般，她散发出了无穷的魅力。”戴蒙后来在电视节目《艾伦秀》上回忆道，“我想，我一定、一定要和她搭上话。”

　　八年过去了，马特·戴蒙和露茜生了四个女儿，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我不知道如果没有那么多意外，我们两个如何才能相遇。我想，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吧。”

　　 “奥巴马辜负了选民的信任”

　　“如果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你想要做什么?”3月初，CNN 的主播皮尔斯·摩根在《今夜秀》节目中，向坐在三角桌对面的马特·戴蒙问道。

　　穿着全黑衬衫的戴蒙显然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毫无准备。他推了推自己的棕色粗框眼镜，两手交叉摆在桌上，想了片刻后说道：“我会做出许多改变，譬如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案的想法，再譬如奥巴马总统的一些决定，尤其是关于教育改革的那些。”

　　就在 2008 年的夏天，戴蒙还是奥巴马在好莱坞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作为业界高调的自由派积极分子，他跟随这位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辗转多个州参与助选活动。即便当时前往摩洛哥拍《绿色地带》，他也不忘提供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愿意每晚都接受电话采访，我愿意做任何能做的事来帮助他当选。我们等待这个变革已经太久了”。

　　然而，当《绿色地带》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一年后上映时，戴蒙对这位第44届总统的态度却有所变化。“每个人都有些失望。人们原本期待着所有问题都能在一夜之间解决。这当然不切实际，所以我们还得多给他些时间。”戴蒙当时这样说道。

　　去年11月，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重新夺得众议院的控制权，而民主党则勉强保住了参议院。奥巴马的众多明星支持者中，有人保持沉默，有人(比如戴蒙的朋友乔治·克鲁尼)继续表示忠诚。戴蒙则是少数几个公开对奥巴马表示不满的明星。

　　“他辜负了选民的信任，”戴蒙在《今夜秀》上说道，“他让很多事变得更糟了。就拿教育来说，教育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很糟糕。对孩子们进行更多的测验，并将教师的工资和测验结果联系起来又实在太荒谬了。这不是在向孩子提供教育，是在训练他们!”

　　而当被问及对金融危机恢复情况的看法时，戴蒙揶揄道：“至少对我们(富人)的减税时间延长了。”尽管是减税法案的受益者，但他和大多数好莱坞明星一样，并不支持这个小布什时期法案的延长。他甚至反问皮尔斯·摩根：“你用这被减轻的税负去创造什么就业机会了吗?至少我没有，我也没有听说谁这么干了。数百万人没有了工作，对未来失去希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他在《国情咨文》里甚至没有提到过‘贫困’这个词。”

　　在《命运规划局》中，戴蒙第一次在大银幕上饰演一位政客。尽管经常公开表达政治立场，但戴蒙却无意像施瓦辛格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从政。作风低调的他，似乎更倾向于务实的慈善活动。他不仅和克鲁尼、布拉德·皮特共同建立了促进达尔富尔地区人权活动的组织“不可漠视”，还成立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安全饮水的非政府组织 Water.org。在讲述好莱坞电影圈故事的电视剧《明星伙伴》中，戴蒙客串出演了自己——他只要一看到熟人，就会催促他们为自己的 Water.org 捐款。

　　Water.org 发起的“水信用”活动，通过补贴和贷款的形式，向乌干达、埃塞俄比亚、海地、孟加拉国等地缺乏水资源的人民提供援助，为他们修建供水渠道，帮助他们喝上干净的饮用水。“只需 25 美元就能提供一个人一生的饮用水，75 美元就能帮助一个家庭摆脱贫困。”Water.org上如是写道。

　　1月，戴蒙因在慈善活动上的杰出表现，获得了广播影评人协会的乔伊·西格尔人道主义奖。协会主席乔·柏林在颁奖致辞中说道，“马特完美诠释了这个奖项所要嘉奖的精神和价值观。正如乔伊·西格尔一样，他理解明星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平台来帮助别人。”

马特·戴蒙(图片来源：《外滩画报》)

　　V = Victor Draven

　　M = 马特·戴蒙 Matt Damon

　　 “我对政治非常感兴趣，对于从政没什么兴趣”

　　V：对你来说，是什么驱使你做那么多工作?你似乎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

　　M：其实还好。去年我有一连串电影上映，但是就拿《从今以后》来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不愧是克林特，我在三周内就完成了拍摄任务。拍完《从今以后》，我便

　　去拍了科恩兄弟的《大地惊雷》。那部电影我也只拍了25 天，但因为我在合约里要求，不能同家人分开超过一个星期，所以他们把我的时间分段安排。比如说，一个星期工作两天，所以我就不停地乘飞机往返于纽约和德克萨斯州之间。我在奥斯丁着陆，拍上两天，然后掉头赶飞机回家。这有点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正在商务旅途中的商人。

　　V：好像是《在云端》的感觉。

　　M：是啊，乔治·克鲁尼(笑)。在那之后，我休息了整整六个月。夏天，我陪家人外出度假;秋天，我就呆在纽约，接送孩子上学，做一些日常事务。之后的十二月，我又工作了两个星期，这次是同史蒂文·索德伯格，拍摄《传染病》。如果换成别的导演，可能要工作六个星期，但因为他是索德伯格，所以只需要两个星期。

　　V：伊斯特伍德的《从今以后》受到的评论似乎有些两极化，你自己如何评价这部影片?

　　M：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看这部电影。仅仅通过评论你会发现，说好的人觉得非常好，说不好的人觉得非常不好。人们完全被这部电影分成了两派。不过，我在想，像这样反差如此大的评论，到底是主观所致，还是因为有些人不能体会电影所要表达的东西，或者说是不愿意体会，还是电影试图表达的东西让他们感到厌恶。我的意思是，比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今日时报》里的大幅评论都非常正面，而其他一些媒体的评论就很苛刻，看了直想让人把它撕成碎片。打个比方，当你对一部电影有了一个尖刻的标准，那么不管你想说什么，都囿于这个标准之内了，对吧?有些人的评论，感觉就好像我们抢走了他们的午餐费一样(笑)。我只是觉得这有点好玩。

　　V：你是《命运规划局》原著小说菲利浦·K·狄克的大粉丝吗?

　　M：我很喜欢那些根据他作品拍摄的电影，比如《银翼杀手》和《少数派报告》等等。电影圈的每一个人都对菲利浦·K·狄克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他能讲出很棒的故事来。

　　V：其他作家也能做到。

　　M：的确如此，但我认为他的很多故事，都能将一些简单的前因后果编得非常精彩。它很容易抓住观众的心，非常具有原创特色。要把某些东西提炼成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总是很困难的，但他似乎可以做得很好。

　　V：你觉得你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还是觉得有“命运规划局”在控制着你的生活?

　　M：我觉得那是根据他自身感受写出来的。他当时会那么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那样的妄想症，有那样的疑问。但对我来说并非如此，我觉得我们当然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

　　V：政治背景在这部电影里是不是有所淡化?

　　M：是的，的确有这样的改变。我不知道乔治·诺菲(《命运规划局》导演)是怎样看待政治背景这一元素的，但我认为他显然拔高了一个层面——他认为这个“规划局”虽然掌握着更高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类似“大独裁者”式的政治组织。乔治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主修哲学，我认为他所考虑的都是关于命运同自由意志的交锋。这对他来说才是个更有趣的命题。就乔治个人而言，他原本可以从事很多更稳定的工作，但他选择了我们这一行业，走上了一条充满了不稳定的道路。所以对他而言，我认为这部电影是对他自由选择了一种人生的庆祝。他没有选择为他量身定做好的人生，而是选择了一条可能会充满艰辛的道路。.

　　V：如果你没有进入电影行业，你会从政吗?因为你非常具有说服力。

　　M：谢谢你的赞美。但是我不会，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V：是什么改变了你对政治的看法?你总是说你不愿意从政，但是你有发言权。

　　M：我对政治非常感兴趣。我只是对于从政没什么兴趣。但是我认为我们都有责任积极参与政治，成为一个热心政治的公民，推动政治，并将我们自身的期望和对重要议题的看法表达出来。我的意思是，任何优秀的政府都是出自人民，而非出自政治家。政治家顺从人民的意志，他们不是领导者，他们是公仆。

　　V：我想问问你关于索德伯格的新片《传染病》。影片中，你的角色是什么?这部电影是关于什么的?

　　M：这是一部关于致命病毒大爆发的电影。创作过《告密者》的斯考特·伯恩斯深入研究了如果真的有一种致命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将会发生什么，反应措施会是什么。如同《毒品网络》，这部电影也展开了几条不同的线索：一条在香港，一条在明尼苏达州， 一条在芝加哥，故事随着这几个不同的角色而展开。我饰演的男子失去了妻子和继子，他努力地试图保护自己的女儿。

　　V：你觉得《命运规划局》能和《盗梦空间》或者《黑客帝国》相媲美吗?

　　M：我并不想做这样的比较，因为那几部电影对于世界的复杂性的讨论都要深入得多。如果你看看我们电影中的世界，你会觉得它真的只是一个爱情故事，而“命运规划局”只是作为一种障碍而存在。就好比你拍一部普通的爱情电影，有两个人物，你得制造一点冲突，比如你做的工作我不喜欢之类的现实问题。而《命运规划局》里的爱情故事则是关于宿命的。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一切都很好。那么冲突在哪里呢?就是那个“命运规划局”，他们设法要让我们分开。我觉得如果这部电影成功，那一定是因为人们觉得这是一部两个主人公拼命想要在一起的爱情电影。

　　V：你同许多知名导演都合作过，也在不断接新的角色，对你来说，在人际关系方面再加上一层私人关系是不是很重要?

　　M：我从来都不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跟别人有所接触，比如说工作的原因，比如说跟某些人做朋友，我就能得到一项工作。我从来都不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你在拍电影的时候会很紧张，你一个星期有五天，每天有14个小时跟某些人在一起，很多时候你都会遇到真正有意义的友谊，会想要跟他们再一次合作。刚刚我们聊到的人，都是我想再次合作的对象，但是我们有时又都受到市场的制约。(翻译 / 火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