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沈东曙不得不放弃申请注册富平基金会了。沈东曙是北京富平学校的校长。他们很清楚这个决定的严重性。但在2008年6月，他们的心情并不怎么沉重。

　　从2004年开始，4年多的时间，沈东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奔波，只为注册这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

　　起初，他们和其它的公益性组织没什么两样。先筹款，最后茅于轼一算，一共募捐到1300万元。这个钱的目的，一是帮助农民工培训；二是资助农村的小额贷款。

　　问起基金会没有登记成功的原因，“因为政府对民间组织不放心。”在《八十回望：走近茅于轼》一书中，茅如是说。经济学家张维迎是富平学校的常务理事，他认为，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

　　后来，基金会没办成，沈东曙等人不得不转变思路，筹划着由富平学校作为创始大股东，在工商部门注册了一家资金3000万元的投资公司，主要用于发展小额贷款事业和社会企业。当然，在税收方面，“公司”能享受的减免不多。“不能老想着优惠条件。”沈东曙说道，“让我们做，我们就好好做，一点一点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换一种方式去做事情，这个事能做，不就行了吗？”

　　转弯故事的开头本来只是茅于轼一个人的慈善实践。

　　茅于轼的慈善目的是为了帮助贫民脱贫，他从给希望工程捐款做起。1993年，他给山西临县的一位老师汇款，给他开办小额贷款。有了这次慈善实践，茅认为光给钱不是扶贫的良策，关键是要培养农民的自救能力，而设立小额贷款基金一方面可以持续使用，另一方面能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是，龙水头扶贫基金应运而生。

　　也就在那一年，他遇到了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汤向茅于轼介绍了孟加拉尤努斯教授的扶贫事业（2006年，尤努斯因为在孟加拉开办“穷人银行”而获得诺贝尔奖）。

　　富平学校、小额贷款基金、扶贫基金，茅于轼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承载更多的慈善梦想，为何不成立一家“富平基金会”？于是茅于轼开始向朋友借钱扩大基金。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属于非法集资。“因为我们的基金是为了扶贫，所以得到了原谅。”茅于轼回忆。

　　基金会没能办成，但是探索还在继续。

　　2002年5月的沈东曙刚结束一段职业历程。一天，他在朋友开的咖啡馆里翻看一本财经杂志，“茅于轼扶贫”抓住了他的视线。沈东曙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第二创业人生，他知道也许机会来了。

　　“当时我去找茅先生，第一因为他有智慧，第二他愿意做小事，第三他有公信力。”他给茅于轼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茅于轼的夫人。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后，沈东曙决定上门拜访。茅于轼不相信眼前这个年轻人是真心地对慈善感兴趣。他给沈出了道难题。

　　富平学校为贫困地区妇女提供家政服务培训，帮助她们在城市中获得相对体面的工作机会，让她们的收入能够为农村老家拮据的生活条件带来些许改变。这是好事。可培训办到第三期时，招不到人了。沈东曙了解情况后表示，他愿意试试。

　　一番努力后，富平学校果真“起死回生”。方法其实很简单——由地方扶贫办出钱补贴部分学费、妇联负责招生。“我相信政府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渠道。”沈东曙说道。

　　什么是“比较好的渠道”？用最具象的语言来解释，就是“民办公助”的家政学校办学模式。这样的思路沿用到基金会上就是，放弃注册基金会转而成立社会投资公司。

　　富平基金会没有注册下来后，2008年9月，北京富平学校与社会投资伙伴，如联想控股等，共同投资成立北京富平（社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以投资小额贷款公司为主的社会投资业务。

　　2009年6月，公司投资的首家小额贷款公司——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截至2010年9月末，永济公司共发放小额贷款2635笔，金额4153万元，服务农户2143户，到期贷款回收率超过99%.目前永济公司服务范围已拓展至蒲州、韩阳、栲栳、城西街道4个乡镇，81个自然村，1.3万多户。农民信贷员将自然村划为10个片区，每个信贷员在自己负责的片区里提供专业服务，手上大约能够积累100多个客户。信贷员可以快速地将客户分类，判断客户是否符合放贷标准。他们有权利决定一笔款项该不该放，放多少。当然，一旦出现逾期将由信贷员负责催收。一般来说，农户提出贷款申请后的一个星期内就能拿到钱，不需要关系，也不需要打点。

　　今年6月，茅于轼和吴敬琏来到山西永济市，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同行的还有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世界银行中国金融项目负责人王君，等等。到永济后，汤敏一个一个地问农户，借两万块钱给你能不能做到毛收入翻番？所有人的回答都是“能！”而且，3到6个月就可以还清本金，再净赚两万块钱。

　　在同期举办的“小额金融创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上，吴敬琏表示，通过访问客户，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农村新的成长契机——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已经蓄势待发。“现在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最短的短板就是资本，把这个短板拉长了，这个桶的容量马上就上去了。”

　　从解决家政学校招生难题 到注册成立投资公司，“脑筋急转弯”式的探路历程，让富平学校找到了一条颇为理想的公益之道，这条道路上鲜有“不能承受之重”，创新带来了快乐。

　　治理茅于轼一直在跟几位熟识的企业家朋友劝捐，对方很买账。而一些经济学家朋友，在听到茅于轼做富平基金会时，都参与进来，其中包括张维迎、资中筠和林毅夫。不过，茅还是希望吴敬琏也加入其中。

　　经济学家吴敬琏虽然常为《改革》杂志向老友茅于轼约稿，两人却很少碰面更很少交谈。2003年的一天，茅于轼带上沈东曙，亲自登门拜访了吴敬琏，此行目的单纯而重要——就是吸引有识之士助力富平发展，为规范富平治理结构一事向他征询意见。吴立刻表示了赞同。

　　慢慢地，林荣强（信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健（亚信联创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马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董事长）等相继成为北京富平学校理事会理事或常务理事。

　　富平学校像上市公司一样逐步规范了治理结构——常务理事7个人，理事20个人。每次将这些大企业家、大经济学家召集到一起，不现实。因此富平学校规定，常务理事会每年开4次。每位理事每年都得参加一次富平学校组织的活动，并出席一次理事会议。茅于轼、汤敏和沈东曙每个月开一到两次会。此外，沈东曙每年会向每个理事单独汇报工作。

　　最近的“巴比”慈善晚宴让沈东曙有了许多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家愿意投资富平。他在一个会议上说道：“第一，企业家们都知道成功主要是靠运气来决定的，不是靠努力决定的。”这样的言论遭到许多人反对。“一亿人里面有100万人，同样的勤奋、聪明、克己，只有一万人最终比较成功。从一亿到100万，你可以说是因为聪明勤奋，但从100万到一万，成功的最后一公里完全是来自于运气。”

　　“我们的投资人或企业家，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因此他们才能以谦卑的姿态做奉献，投资富平，感恩并回馈社会。”这个想法让沈东曙感到信任的力量与压力，他需要把这些人的钱花好。

　　还是坚持茅于轼的“从小事做起”。“这样有一个好处，你可以在做事当中不断地去摸索去创新，从朴素到创新。而朴素就是要实事求是，实干。” 沈东曙解释。

　　快乐最近，在天津达沃斯论坛上，沈东曙见到理事马云。沈东曙希望富平与阿里巴巴的业务有合作，比如说，是不是可以用网络信贷来做公益助学，比如提高农村小额信贷的信息化水平。沈建议阿里巴巴专门有个人来协调这个事，马云答应下来。“他当场就确定谁来跟我们对接合作。”沈说道。

　　吴敬琏是富平的理事，也是富平的学术委员会主席。沈东曙每年要见到吴五六次。最近，他们在总结富平的过去和未来要做的。吴还是建议沈在人才的策略上多下些功夫，如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

　　沈东曙也认为这是最为迫切的事。“我们一直在讲，要跟一流的非营利机构比精神追求，跟一流的私营机构比效率。如果这样比，就需要优秀的人才，需要很好的人才政策。”

　　如何吸引优秀的员工呢？没有激励不行。茅于轼先改。他在富平工作前7年，从没有拿过工资。“这给后来的继承者造成困难。谁愿意义务工作这么长的时间？这样我会找不到继承者。”茅打算改变办法，要拿工资了。

　　富平也要有自己的文化。很长一段时间，沈东曙大量的工作是让富平有品格。“一开始，名人效应是有帮助的，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追求。重要的是把名人的公信力和优秀的特质做成富平的机构性格。把茅先生吴先生这些人的人格组织化，变成富平的文化。”沈东曙说。

　　早前，茅于轼曾对沈东曙提到一个人生感悟：享受人生，而且是帮助别人享受人生。

　　“这跟我们提倡的快乐是一样的。就是说，在富平工作的同事，我们的合作的伙伴，大家都是很情愿地在做这个事情。另外，这个事情也能够帮助别人创造机会，然后他自己也创造了快乐，这个特别地重要。”沈东曙说。

　　沈东曙一直希望富平是有美感的。“我不追求完美，但我们尽量追求做事的美感。一个东西太追求善良，这个东西会重，有美感的事会与这个善平衡一下，这样就比较快乐。”今年，沈记住了一个朋友的话。“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接受一个不完美但有独特贡献的自己。”

　　我小心地问他，富平的美感在哪里？他想了想说道，我希望我们能把富平学校做成《红楼梦》，所有的人都喜欢，但是每个人心中又有自己的一部《红楼梦》，每个人感觉好的地方又不一样。随后，他加了一句：“一定要是曹雪芹的《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