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中国金融业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出发了，就没有回头路。

面对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业的新挑战，2002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加快金融企业改革步伐以应对在5年之后中国金融业对外资全面开放的挑战。

作为转轨经济体的特色，虽然中国金融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化的健康运行的金融体系，但是这一改革却是源于最高层的决策、相关政府部门的推动和实施。其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在特殊背景下召开的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其中，1997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中国金融业市场化改革的起点。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于近邻的肆虐，面对中国羸弱的金融体系，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成为首要大事。因此，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基调。从1998年到2002年，整个信托业“推倒重来”；清理整顿农信社和农村“三会一部”；整治城市信用社和城商行；治理金融“三乱”以及通过注资和不良贷款剥离拯救国有银行是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

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相一致，在1998年，中国金融监管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管理体制变革，成立9大区行；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合并成正部级的中国证监会；副部级的中国保监会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这项工作的延续是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担负银行监管职能，中国银监会成立。

面对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业的新挑战，2002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加快金融企业改革步伐以应对在5年之后中国金融业对外资全面开放的挑战。随后从2003年开始，农信社改革和国有银行股改相继启动。随着几家国有银行成功在海内外上市，最艰巨的国有银行股改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亚洲金融危机刺激

中国金融业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开始的。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此后几个月内，亚洲的货币与金融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链式反应。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被国内外企业与投资者大量抛售，纷纷大贬。新加坡元、韩元与台币也连带贬值。到10月下旬，冲击波传到香港，港币面临空前的贬值压力。

进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首先是印尼债务问题引发东南亚金融市场出现新一轮动荡；接下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剧大幅度下跌，人民币承受巨大贬值压力；8月，国际炒家狙击香港，亚洲经济回稳受到严重威胁，港府宣布入市；同时，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急剧恶化。

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债务负担加重，企业不堪重负；银行坏账增加，金融业陷于困境；银行面临挤提压力，商品市场出现抢购现象；投资者信心下降，资本大量外流；政局不稳定，政府面临信任危机。

由于中国没有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过一劫。但是面对这些饱受危机之苦的邻国，中国也在反思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防止危机在中国重演。

在邻国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时候，1997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任务明确为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隐患，增强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能力，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1998年3月，新当选的朱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向海内外宣告，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要在3年内基本到位。由此，中国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开始启动。

防范和化解风险

其时，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国有银行巨额的不良贷款和严重不足的资本金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除了四大银行之外，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信托业全行业亏损，信托投资公司违规经营，行业风险高度暴露；1995年开始由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的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原有的城市信用社风险高度积聚，有些机构已经面临支付危机；农村信用社亏损严重，农村金融体系混乱，“三会一部”的非法活动累积起极大风险；在城市，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屡禁不止。因此，从1998年起，针对金融风险的排雷行动势在必行。

四大国有银行在由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的过程中，转变并不彻底，资本金严重不足，而不良贷款比重过高，国有银行的风险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业的最大风险。因此，国家开始出手拯救濒于破产的四大国有银行。

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大银行的资本金，使其1997年底的名义资本充足率达到8%。1999年4月19日，中国组建了第一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置由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剥离的部分不良贷款。同年10月，华融、长城、东方三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陆续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共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进行专门处置。

四大银行自身也开始改革，包括逐步合并省分行与省会城市分行，撤并了一些业务量较小、长期亏损的分支机构，对员工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5年间，四大银行总共撤销了5.5万个机构网点，占网点总数的1/3。

但这些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的面貌，也没有解决国有银行的体制问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5年的国有银行改革都是为下一步的体制改革—— 从国有银行向股份制银行的转变做 备。

如果说国有银行依靠国家信誉作担保，在短期之内不会有什么风险的话，地方性金融机构和其他中小金融机构就不然了，从1997年开始，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已经相当严重，需要国务院统一制定方案来化解这些机构的风险。

那是一些注定会在中国的金融史上留下浓重印记的时刻，1998年6月仅仅成立了3年的股份制银行—— 海南发展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关闭，这是中国首家被关闭的银行机构；1999年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后实行破产清算，这是中国首家通过破产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媒体一时哗然，尽管短期看来对投资者打击颇大，但却使人意识到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经过3年的努力，到2000年底，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清理整顿工作基本完成，中国的地方金融风险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化解。

国有银行股改和农信社改革

本届政府实施的金融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农信社的产权改革。这两项改革是在2002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确定的。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按照中国入世协议，在5年的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金融业将对外资机构全面开放。其中受到最大冲击的当属中国银行业，而中国银行业的主体则是不良贷款包袱仍然沉重的四大国有银行。

2003年6月，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组长是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副组长是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室主任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2003年12月30日，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央行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悄然注入中行和建行，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试点启动。2004年1月6日，这一消息向世人公布。国有银行通过股改实现了几个转变：到2004年6月底，中行和建行的财务重组完成，两家试点银行一举摆脱了沉重的不良贷款包袱，并通过发行次级债等方式，实现了资本充足率达标；在2004年8月和9月，中行股份公司和建行股份公司相继挂牌成立，实现了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转变；2005年6月17日，美国银行25亿美元参股建行，成为国有银行的第一位境外战略投资者，随后，淡马锡参股建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淡马锡等外资机构相继参股中行，建行和中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完成，标志着两家银行已经成为具有外资参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2005年10月27日和2006年6月1日，建行和中行相继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分别筹资92亿美元和112亿美元，这标志着两家银行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公众参股的上市银行。

在中行和建行股改之前，作为国有银行股改先行试验者的交行成功进行二次股改—— 财务重组、引进汇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这为中行和建行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成功海外上市铺平了道路。

有了中行和建行股改的经验，2005年4月18日，工行股改启动。由于准备充分，股改70天之内工行完成财务重组，股改半年之后股份公司挂牌，在一波三折的引进高盛投资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完成后，于挂牌一年之后的2006年10月27日成功在香港和上海A+H同步上市，219亿美元的筹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至此，国有银行的股改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并且得到了全球金融界的高度认同。

农信社改革先于国有银行股改启动。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

2003年8月18日，8个省（市）的农信社改革试点正式启动，其核心就是“花钱买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出资1500亿元以支持农信社改革，其中的380亿元定向扶持当时的8个改革试点省（市）农信社。出资包括两种方式：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和专项借款。前者用于农信社置换不良贷款和历年挂账亏损，后者则用来帮助资不抵债的农信社消化历史包袱。这种安排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农信社、监管部门与中国人民银行在农信社改革的问题上能够达成行为上的一致。

农信社试点改革启动一年之后，2004年8月底，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将北京等21个省（区、市）纳入改革试点范围，至此，除了台湾、西藏和海南之外，全国所有地区的农信社都开始了改革试点。

到了2006年，用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的话讲，农信社改革已经取得了“四个成效”：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基本明确；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有所改善；各项业务有了较快发展；通过组织创新和产权改制，制度上出现了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和股份合作制的农村合作银行。

以国有银行股改和农信社产权改革为基础的这些改革的结果，集中体现在2005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第一份《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上，这个报告得出了“中国金融基本稳定”的结论。而在几年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是没有人会认可这个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