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化快跑将使国家遭遇能源危机，经济快速增长以房产、汽车、基建行业为主导，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行业为支撑，并不是‘可持续性较强的重化工发展阶段’。”吴敬琏并不认为曾经红透中国的霍夫曼粗放式增长理论适用于中国，“选择这种理论，就是选择能源危机、经济危机”。
科林 ? 米莱斯坐在新亚大包快餐店的落地窗旁，手里拿着紫色联合国能源大会报告和一张当天的《China Daily》。这个毕业于科技政策专业的西班牙人是欧洲风能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他与助手李艾飞喝着新鲜热腾的豆浆，窗外是拥堵的路口。
这是2005年中秋的一个清晨，微微有雾。马路上无数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混杂喧嚣着，就像《黑客帝国》里集聚起来要攻击锡安城的乌贼。窗外的景象—— 和报纸商业版的头条标题一样—— 让科林有些悚然。报纸标题是《中国的“限电拉闸”》：城市化建设大规模启动，电荒席卷24个省市；另一则消息则说，“访沪的汽车集团总裁们在被问及对中国市场的期待时，他们都希望上海小弄堂里涌出的自行车能升级成轿车。”
科林把汽车总裁们的宏图界定为“美孚式贪婪”，并认为这是最坏的梦魇，但他知道，想要改变这一切困难重重。
美国油荒重演
科林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应用，中国很让他着迷。
三个月后科林前往中国第一大商业城市上海，而其时，上海以南的另一特大城市广州，以及宽广腹地“珠三角”正在被史上最强的油荒所击中：机动车正在失去机动性，炽热夏日下排队成龙的加油车辆看了让人胸闷。像广东中石化公司这样的诸多公司甚至不得不向总部争取政策，以计划外油源支援珠三角。
当两艘外埠油轮呜鸣着驶向珠江口，深过吃水线的油轮好比飞回诺亚方舟的鸽子，让广州、深圳加油站已开始结伙打牌的排队人泛回希望。
“搞不懂。”一个出租车司机一边甩出一张红桃J，一边发着牢骚，“电视上说和以前油料吃紧原因不同，去年是加油站恶性竞争，今年是台风延迟油轮到岸，还有就是国际油价让国内炼油厂没了生产积极性。反正影响到我们讨生活啦。”科林的美国朋友强生如看到中国这一幕，作为婴儿潮一代肯定感慨万千。已经随时光淡去的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油荒” 记忆又回来了。强生当时还生活在芝加哥，属五大湖地区，高耗油、大排量的本土汽车尚处口碑巅峰，几乎让每个美国人都在憧憬驾车横穿美国。而阿拉伯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家里有两辆车的，多数只开一辆了；为了区区几加仑的油，在加油站排几小时的队，让几千万人尴尬至极。
那年，在太平洋的另一岸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黑猫白猫”激发中国人的创业热情成为时代最强音。
和珠三角一样，美油荒之前没有太多征兆。上世纪70年代只有地质学家在忧虑，他们知道石油不会永远喷涌，事实上可采储量一半已过。
科林的助手李艾飞是温州人，外埠油船紧急驶入珠江口时，他的家乡或者说整个浙江乃至长三角都为电荒所围困。不同于工业重省江苏，浙江靠的是中小企业一枝独秀。但缺电让这些资本活力十足的民营老板们无奈接受开工四天停三天的现实。然后便采用了普遍、大规模的柴油发电，从而进一步恶劣化了油市场的供需平衡。
“这不是扣动扳机然后问题发生，有个堆垒的过程。”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表示，细数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还得回到1998年。
那时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过去，社会的用电数量增长比较缓慢而供应端比较富余，很多地方还出台了一些政策以鼓励多用电。但没有多少人想到需要加大电力建设投资，更不用说对电力上游行业煤炭业进行配套投资—— 正因此，随后几年煤矿年年减产，运输瓶颈也不再有人提起。
“经济好转，高耗能企业蓬勃而起，电力供应遂入窘境：发电最需要燃料煤炭，但大煤矿产能不足，小煤窑管理混乱，再加上运输能力严重滞后导致挖出来的煤无法运出。”
但更宏观地来看，石油在1970年代末之后又一次供需大平衡被打破，的确可作为分析中国能源困局的切入点。这也是与索罗斯共同开创“量子基金”的吉姆 ? 罗杰斯的观点，吉姆提醒世界各个角落的投资者、商人和政府官员注意，以中印为首的新兴市场“黑色崛起”给全球能源框架引入新的强劲变量。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度超过40%。同年，中国汽车产销双双超过500万辆。
在吉姆看来，“就像新浪、网易这些中国概念股登陆纳斯达克市场时，美国股民冲其门户地位和中国互联网使用者高增速才买了股票；如果把油价看成一家上市公司，很多投资者可以说看到了像中国这样的人口超过13亿国家正在释放其整体机动性和崛起力，才买的。”
能源危机真相
不是没有高人预警到风险。
经济学家吴敬琏2004年底在一次江浙行考察后，第一时间登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发表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千字建言。这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其实更早些就发现了钢铁、建材行业正遭遇过度投资，宏观调控势在必行。
在李艾飞家乡温州接受媒体群访时，吴敬琏的声音颇有点尖刺，“重型化快跑将使国家遭遇能源危机，而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重型化快跑发展思路深入地方骨髓 经济快速增长，以房产、汽车、基建行业为主导，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行业为支撑，并不是‘可持续性较强的重化工发展阶段’。”他举例说，深圳是信息中心，但也试图全力上马汽车和化工工业，浙江作为民营中小企业龙头省份，也考虑起了重型化的政策配套。吴敬琏并不认为当时红透中国的霍夫曼粗放式增长理论适用于中国，“选择这种理论，就是选择能源危机、经济危机。”
出发点不同，看法的着重点也就有了差别。白手起家的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认定，没有能源危机，只有能源政策危机。为此，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向提案组提交了《关于建立市场传导机制，调整能源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的建议》的提案。
从用肩膀和自行车贩售燃气的普通打工仔，到中国的“燃气皇帝”，王玉锁的观察是每遇停电、气荒、油价高涨等能源危机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焦急，但冷静思考不难发现，如果完善配套政策让能源战略落地，诸多危机自会消解。
“现行能源政策的不合理之处包括：‘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中明确鼓励非公经济进入能源相关领域，国家在‘立足国内，开拓海外’的原则下也鼓励企业走出去，但没有配套细化使民营企业黯自神伤；政府为改变能源结构大力倡导清洁替代能源，但准入和支持标准相当长时间缺位。”
与此同时，在国家部委中新设独立能源部的呼声也是一浪接一浪。唯一认为能源危机和能源政策危机都是伪问题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他认为由于欧美在石油等能源消费上占的比例远高于中国，他们不会容忍能源产品价格长期处于高位，“真正应该关心的是铁矿石、铜等工业原材料对进口不断上升的依赖度，这才是中国独有的硬约束。”
金 ? 哈伯特——这个世界上第一位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小男孩那样说出美国本土石油供应走向萎缩的人，建议跳出中国看中国。他的学生不久前与地球物理学家、能源分析师一起发出预言，全球的石油供应已过顶点，能源危机不是危言耸听。
西蒙国际的首席执行官，布什政府的能源政策顾问马休 ? 西蒙不相信技术进步会拯救能源危局，“很多人热切期待石油钻探等领域的技术革命，比如三维地震技术、水平井钻井技术、多边油井合采、深海生产技术将轻松保持供应量增加......但事实上是，正是技术革命造就了可怕的衰竭速度。”
马休同样对政府与能源公司积极实施的能源多样化策略表示出保留，很多国家的能源重心正朝天然气转移，但这很可能会导致一个问题，即第一次原油危机慢慢克服之后，能源和电力企业会“赐予”人类第二次危机。
而科林 ? 米莱斯的老下属，现绿色和平国际气候变化项目官员罗宾 ? 奥克力则对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另一种趋势表示担心：加强对煤、重油、沥青砂、油页岩这些燃烧时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利用，“势必将进一步加剧已经很危险的地球气温升高的趋势，最后反过来又刺激空调这些产品的恶性使用。”
中国新能源公司的IPO浪潮
根据日本权威能源机构测算，按已探明能源储量和可开采年限计算：世界石油储量为10195亿桶，可开采43年，而高成本油田可供人类开采240年；天然气埋藏量为144万亿立方米，可开采63年，高成本气田可供开采452年；煤炭10316亿吨，可开采231年；铀436万吨，可用72年。
而按科林的看法，即便是最贪婪夸张的石油公司，都会对“壳王”刘梦熊的《马达加斯加石油地质条件评价》报告有质疑——刘在能源困局话题最炽热时抛出了一个发现——有21.2亿吨远景储量的石油区块——大致相当于大庆油田高峰期年产量的40倍左右。科林认为：“这种炒作，对投机家有价值，对建设可持续能源安全的国家没什么意义，小水电、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才是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以氢为例，它是宇宙中质量最小、分布最广的气体，如用作能源，将成为“永远的燃料”。乐观的估计是，未来几年内计算机革命将和通讯革命、氢能源革命结合到一起，形成强大的网络；研发和应用端而言，氢燃料电池已经进入商业化生产，人们把它安装在工厂、办公室、百货大楼和家庭中，用于发电、照明和供热。“在上海和武汉的高等院校中，开发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的小轿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已有相当的进展。”说到这儿，幽默而又不甘心的科林又补充了些风力发电在瑞典远海、英国近海和西班牙大陆上取得的突破。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可行之路，《可再生能源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后，中国的太阳能公司不断借势冲击纳斯达克：无锡尚德的施正荣，从科学家变成企业家的故事，不仅让他成为人气明星，更照亮了很多人的梦想前路。截至2007年3月，已有多达６家中国太阳能公司赴海外上市；而包括天威英利、江西赛维LDK和南京中电光伏等３家公司正筹备第三季度的登陆纳市，总融资额超过11亿美元。
“中国新能源公司的IPO浪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绰号是“风险投资之王”的约翰 ? 杜尔笑称可再生能源不知道什么时候迎来了社会各阶层的空前关注，从环保主义者、汽车制造商、农民、安全和能源自立的支持者，直至福音派教徒。
当然，新兴行业的发展需要巨额资金作为动力。过去几年里，一如雷曼兄弟执行董事约翰 ? 威池所评，风险资本家、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公共养老基金，甚至包括那些一向行动迟缓的保险公司，已把数十亿的资金投向了乙醇、燃料电池、能把葡萄糖转换为塑料的微型颗 粒、环境友好型杀虫剂等生产商那里。
而中国官方高层也直接介入到最精尖的国际合作里去。中国已加入由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参加的国际热核反应堆合作计划（ITER）。这个被称为人造太阳的项目不仅因为1.3万亿日元的巨大投资引发极大关注，更因为如能在未来50年内开发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世界能源格局。开源是一方面，节流是危局出路里的另一面。彻底改善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抛弃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走集约利用资源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都属于大处而言的“节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