熨平经济周期，这个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发轫，贯穿于朱基任总理时期，到本届政府更加明确的宏观调控主旨，已然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理论的内核，而未来需要完善的，是执行这一主旨的手段和方式选择。
再过几天，就是戴国芳被羁押整整4年的日子。2004年4月19日这一天，这个从回收废铜烂铁中崛起的地方钢铁大王被常州有关部门拘押。
戴国芳敬业如命、几乎没有任何恶习，像个清教徒，然而，个人的命运总是不可避免地打着时代的烙印，对于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而言，崛起也然，陨落也然，他们都是在2003年底开始的那一轮宏观调控的代名词。
在戴国芳被拘的一年之后，不断飙升的房价成为那一年的调控重点，主管部门在解释这一政策时说：“为什么要搞宏观调控，就是要熨平经济周期，让高峰不要过热，让低谷不要过长。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熨平经济周期，这个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发轫，贯穿于朱基执政时期，到本届政府更加明确的宏观调控主旨，已然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理论的内核，而未来需要完善的，是执行这一主旨的手段和方式选择。
躁动的起点
1999年春天，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海信集团公司总裁周厚健、西安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等7位企业家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座谈，这是一次主题为“低谷时期的企业自处之道”的讨论。
所谓的“低谷”与更早一轮的宏观调控息息相关。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银行信贷过热及物价持续快速上涨。当时盛行开发区热、圈地热，商业银行绕过规模贷款违规拆借，自办公司等用于圈地、炒地，在1993年达到顶点。1993年下半年，经济过热导致高通货膨胀，国家开始实行适度从紧政策，房地产业成为首要调控目标。国家采取严格收紧银行信贷的方式收紧银根，规定房地产公司不得上市融资。正因为采取这种方式，使得房地产投资立即减少，1997年到谷底，房地产投资出现了负增长。以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宏观调控取得成效。
7位企业家都具有相当的号召力，那时的荣海意气风发。他认为，在低谷时期，也有一些企业会使用逆向思维进行低成本扩张，以迎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到来。他的海星集团当然是在扩张者之列。而习惯以“资本家”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周厚健则恰恰相反，他强调稳健。他每天最关心的是企业财务状况和现金流，这令与会者吃惊。他笑言：“低谷时期，不能把面子看得太重，要先把肚子看重。”
那个春天里，还有许多人在寻找出路，戴国芳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他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个叫渎南村的小村庄里，12岁那年，因家里实在太穷，只好辍学去谋生活，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在稍稍积攒了一点钱后，他就去买了一台压块的机器，将收来的碎铁压成铁块，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到2000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18公顷，拥有一千多名工人，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身家为2.2亿元。
此时的中国经济正以亢奋的表情迎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到来，从2001年之后，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几乎到了“一天一价”的地步。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按戴国芳的估算，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5到6年，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
和寂寂无闻的戴国芳相比，那时长期位居中国首富的希望集团的刘家兄弟也酝酿着转型。在偏僻的山东聊城市荏平县，东方希望的刘永行与当地的信发热电集团签署了一份合资协议。根据协议，双方成立“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共同建设16万吨电解铝、31万千瓦自备电厂的电铝厂，总投资15亿人民币。
在搞了20年饲料之后，刘永行找到了他的第二主业，在中国民营企业进军重化工领域的征途上，他是试水者的代表。
几乎在刘永行签下协议的第二天，千里之外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大笔一挥，批准了一份报告：宁波建龙钢铁公司投资3000万美元、建设年产150万吨宽厚板的开工报告。间接控股建龙公司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开始为他的钢铁王国做准备。戴国芳和刘永行、郭广昌的选择是如此的一致，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到来前，他们都把筹码压在了重化工之上。
扩张！扩张！
跟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民企炼铁成本比国企要低60～90元/吨，炼钢成本低60～150元/吨，成品低100～300元/吨。因而，戴国芳说：“就像家里造房子一样，你去买一套现成的房子，它贵得很，我们自己去买材料做，它就能便宜50%吧。我们搞一个高炉只要3个多亿，而人家要7个亿，乃至8个亿。”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
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常州与苏州、无锡并称“苏锡常”，但大型企业却是一条短腿，谁都知道，钢铁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的梦想。
在常州的很多官员看来，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面庞削瘦，寡言少语，平生没有任何爱好，只是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人员切磋。他是当地出了名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 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甚至不住高级宾馆。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家中所有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种菜为农。他的一家，住在钢铁厂里一栋很简陋的小房子里，房屋的一面墙被大卡车撞了一个口子，他也没有在意。他常年开的车子是一辆抵债来的桑塔纳2000，即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亿万富翁，也不改节俭本色。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的宏大。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一倍多的新厂，然而，在政府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在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最后被定在840万吨，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
在那个时候，铁本的固定资产为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它一下子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
而将视线向北，在内蒙古的包头，刘永行开始和地方政府一起建设一个充满无限希望的铝电王国，这个王国将建设电解铝生产能力达100万吨，总投资达100亿。
山东项目对刘永行来说似乎只是小试牛刀。机遇来自于不经意间，刘永行到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的希望饲料厂出差，这个消息立即被当地招商局获悉，管委会主任、包头市政府副秘书长苏文清和招商局的人一起把刘永行请到了管委会。几天后，包头市委书记邢云和苏文清又专程飞赴上海，随身就带着一份包头发展铝电一体化的可行性报告。此后，刘永行再赴包头，3天后，双方签订了开发协议。两个月后，项目正式奠基开工。其后，“包头速度”被内蒙古上上下下尊为学习的“典范”。
很多人已经感觉到，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工业机器的轰鸣声很快充斥了中国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企业家们开始分食这场新型工业化的盛宴。
山雨来
地方的支持，美好的前景，让戴国芳忽略了“小马拉大车”的危险。事实上，在中国企业史上，向来有“闯关”的传统，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看见红灯绕开行”，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当然，也有不少人在这过程中黯然落马，成为违法的典范。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
没有人意识到危险。因为像“铁本”这样的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所以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
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然而，商界巨头对转型升级跃跃欲试，全然忽略了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自2003年下半年悄然发端。2003年有一个令人兴奋而又不安的数字打动着官员和学者们：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9.9%，比上年高出2.3个百分点，这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宏观经济还没有走出通缩，一丝过热的迹象已经开始被经济学家察觉。不过，突然公布的非典疫情打乱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第二季度，GDP增速降为6.7%。非典，营造了一个非正常的小周期。
不过，非典阴云尚未散去，信贷投放、固定资产投资的激增就轻松辗过了这道坎儿。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人民币信贷规模达1.78万亿元，已经接近于2002年全年的水平，与2003年全年1.8万亿元的调控目标近在咫尺。投资增速亦高达31.1%，比2002年同期加快了近10个百分点。在这些投资里面，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总金额只有1848亿元，同比下降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总金额却高达13224亿元，同比增长41.5%。
在非典行情最肆虐的2003年3月，江苏铁本在数千亩土地上开始拆迁平整房屋、耕地。“以铁为本”的戴国芳不会想到，在动迁补偿过程中埋下的隐患日后会成为令铁本项目折戟沉沙的一个“炸弹”。
而刘永行的重型化梦想迈出了更大的步子。东方希望集团与河南黄河铝电集团、美国杰德金属公司、先锋全球投资有限公司四方共同签署合资合同，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共同建设年产105万吨氧化铝项目。然而和实业界不同的是，学术界已经开始对过热问题给予关注。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是其中较早的一位。2003年7月，樊纲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注意经济出现过热苗头。9月，学者许小年针对宏观经济形势发表了《没有温度的高烧》一文，对过热提出警告。
不过，在这其中，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刚刚走出几年来的低谷，好不容易开始新一轮的增长，一些指标走高是完全正常的，根本谈不上过热。
再往下看：早年被忽视的电力建设开始拖累中国经济。2003年6月份，缺电省份已从上年的12个增加到16个。7月的一个报道说，为应对拉闸限电窘境，杭州市通过节约有奖的办法，每天花费15万元鼓励企业省电。
民间把电荒的原因归结为难有预见性的审批机制，而政府则把电荒 更大的原因落在了高耗能工业的过度建设之上。7月16日，发改委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透露，国家相关部门将要对钢铁、汽车、建材等行业进行整顿。大步走向重型化的民营企业们开始感受到压力。银根也开始收紧，8月23日，央行宣布，从9月2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高至7%。
2003年6月，央行出台旨在给房地产降温的“121号”文件。这个被潘石屹称为对地产业有“颠覆性影响”的文件甫出，业界便传出巨大的抵制声。这种抵制导致国务院在8月31日出台“18号”文件，变相地否定了“121号”文件。
寒流
在此期间，房地产业却意外遭遇了调控。
6月13日，央行出台旨在给房地产降温的“121号”文件。这个被潘石屹称为对地产业有“颠覆性影响”的文件甫出，业界便传出巨大的抵制声。不顾非典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危险，京城的房地产大佬们开始频频现身于各种会议和论坛上，他们发言的中心思想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121号”文件。这种抵制导致国务院在8月31日出台“18号”文件，变相地否定了“121号”文件。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举措虽然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更像是一个孤立事件，但却是这一轮宏观调控的起点，只是，在当时没有人感觉到风向将会转变。
刘永行的重型化梦想很快遭遇了挑战。9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开曝光十起典型环境违法案件，东方希望集团的包头电解铝项目赫然位列其中。当初为了该项目能尽快落地，包头市和东方希望集团显然对于环保审批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略过了这道程序。
此前，刘永行早已感受到了来自中铝集团搭就的行业壁垒。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就发过文，要遏制“电解铝行业的无序投资”。中铝——这家国企巨头基本垄断了国内的氧化铝生产，以及电解铝的大部分产能。对刘永行的氧化铝项目，中铝董事长郭声锟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合作还是对抗，刘永行面对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2003年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主调依然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局部性、苗头性的问题，比如，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有所抬头，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信贷投放偏快等。
然而，对于戴国芳而言，经济的“热”与“不热”意义不大。然而，铁本的违规闯关的问题陆续被反映到中央，一些国有钢铁企业对铁本未来是否会扰乱钢铁行业秩序表示担忧。
此时，一个由国家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9个政府部门组成的中央督查组就南下江苏、浙江等地，检查钢铁等“过热”行业的投资项目。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项目赫然在列，当然还有戴国芳的铁本项目。
处在事件漩涡中的戴国芳一直不清楚，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据他的预算，到5月底，钢厂的第一个高炉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他对手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
他和他的谋士们“天真”地认为，铁本的问题也许花钱能够摆平。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内称，“我公司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的责任”。戴国芳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当地的国税局。出乎他预料的是，正是这份自查报告在两年后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2004年3月20日，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这是自1991年的柳市事件后，中央九大部委第二次针对一个地方项目进行空前的联手行动。戴国芳被捕，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包括越权审批、违规征地、骗取贷款、违反贷款审批及大量偷税漏税。雷霆万钧之下，铁本终不得苟延。
在它被严令停工的时候，银行贷款资金的投入已经达到26亿元，而戴国芳原来给铁本制定的发展目标是在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
看清中国式周期
此后不几天，被称为“铁本第二”的宁波建龙因“违规建设”也被中央电视台曝光。
2002年1月29日，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未报经国家审批的情况下，擅自批准宁波建龙钢铁公司的开工报告。7月下旬，当初曾“越权批准”这个项目的宁波市有关官员被严肃处理。一系列的措施使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由4月份的34.7%高位迅速降至5月份的18.3%。贷款增幅出现下滑。钢材价格明显回落。来自发改委、央行、国家统计局等各部门的通报都强调，“宏观调控已见成效”。
对刘永行来说，这也意味着他的包头稀铝项目被迫压缩了一半的规模，而在江南的雨水中，铁本建设到一半的项目开始锈迹斑斑，破落已经无法避免。
相比之下，宁波建龙是个幸运儿。当年9 月8日，记者采访郭广昌时，他说，建龙钢铁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我愿意当众表个态：现有股东有足够的实力建成建龙项目”。在谈到“是否会和别人合作”时，他表示，“我们愿意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欢迎各种资本一起参与建龙的建设”。其时，宁波建龙以“民退国进”（杭钢控股）的方式得以重生。
2006年3月下旬，在被羁押两年之后，铁本案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检察院的公诉书却让在场的所有媒体都大吃一惊。戴国芳等人被控的罪名为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涉案金额1.6亿元。两年前认定铁本的“五宗罪”无一被指控。
抛开具体的企业，这一轮的宏观调控过后，让更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感觉到，在做出商业决策前，应把中国式周期当作“常态因素”来考虑。
这是大势。作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不可不察。
* 房地产行业也是宏观调控的重点 *
2003年
房地产宏观调控初显之年，央行“121号文”和国务院“18号文”一冷一热的客观效果，从一开始就反映了中国房地产调控的诸多现实。
2004年
宏观调控力度迅速加大的开始，从“8?31大限”到央行加息，在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间，房地产业走过了第一个“政策年”。
2005年
房价“调控升级”，调控政策排山倒海。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抑制高房价，“国八条”在3月26日发出。随后建设部等7部委出台通知，要求“保证中小套型住房供应”、“打击炒地”、“期房禁止转让”，房地产调控政策日益细化。10月，国家税务总局一纸“二手房交易必须交纳个人所得税”的通知横空出世。
2006年
宏观调控“微观化”，但调控的步伐更加紧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5月17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简称“国六条”)，房地产调控帷幕再次拉开。12天后，史无前例的“9部委15条”出台，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引人注意的是，监察部赫然名列其中。在6个月中，出台了不下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囊括了住房结构、土地管理、税收、信贷、反腐败等各个环节，几乎已发动起所有相关部委。房地产业在平稳中顺利度过了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