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把中国决定性地推向了全面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道路，即使在他去世１0年之后，中国仍旧在他指引的方向上前进。
傅高义（Ezra F. Vogel）是难得的精通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美国专家。上世纪70年代，他接替费正清，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尽管名称几经变化，这个研究所一直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在近二三十年里，他的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政府对日和对华政策，他的评论时常触碰到东亚脆弱的政治神经。
傅高义对中国的关注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可以说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旁观和参与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他只能待在香港，通过阅读《南方日报》、《羊城晚报》，通过采访在香港的广东人来了解中国。在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一书中，傅高义称自己是在努力超越以往西方学术的偏见，不满意把几亿中国人混为一体的做法，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的一部分。
1987年，他终于进入开放的中国，通过美中之间官方的来往获得在广东全省考察的机会，同夫人一起，走访了广东的所有城市以及大部分的县。19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下的广东》问世。1997年，他负责接待了江泽民主席对哈佛大学的访问，并且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党校演讲的外国学者。
现在，傅高义正在撰写一部关于邓小平时代的著作，试图以此描述出中国道路的轨迹，这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挑战。
傅高义认为，在新世纪，美、中、日已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国时代”：中国处在青铜时代，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处于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他眼中，中国这尊青铜的底质，已经在市场的泛化中、在改革的催化剂下，呈现出了银色。所以，中国人要做的，就是完成古代炼金术士所不能完成的事业──从青铜里炼出金银。
《东企》：您对邓小平的“白猫黑猫”、“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如何评价？
傅高义：我认为这些说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邓小平不想直接批评那些 只信奉意识形态的人。这是一种不引起直接的争论而减少对政治口号关注的做法。他不说：“意识形态的争论是无用的”，他只是去间接地表达这个意思：“如果这个管用，那就用吧，要是不管用，就不用。”这些说法不容易遭到反对，但是对尝试管用的做法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邓小平需要用开放使得人们从海外学到足够多的东西，这样才能开展国内的改革。而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改革，中国也不会吸引到海外的资本和技术。
《东企》：经济特区是不是邓小平的发明？这个政策在历史上发挥过哪些作用？在今天看来，它还有意义吗？
傅高义：他并不是经济特区这个观念的创始者，不过他对建立经济特区是强烈支持的，甚至面对一些保守派的反对，那些人担心经济特区会破坏计划经济的秩序而且会导致大量的腐败。跟台湾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区不同，他的目的是要先在中国试验某些新的体制，然后允许它们在全国推行。
《东企》：您对邓小平关于民营经济的看法有何评价？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在1978年对待私有企业的态度是非常明智的。他不想立即废除公有公司，因为这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他首先允许不超过7个人的私人公司存在，后来又说，有些稍稍超过了7个人也不是大问题，他是通过这样做让人们逐渐适应发生的变化，他这样做就能逐渐地再允许国营企业改制及破产，仅仅是有更多的机会的情况下他才这么做的。
《东企》：有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部放权和改革，而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对外开放。您怎么评价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系？
傅高义：我想你很难将对外开放和改革分离开来。邓小平需要用开放使得人们从海外学到足够多的东西，这样才能开展国内的改革。而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改革，中国也不会吸引到海外的资本和技术。
《东企》：在邓小平逝世10年后的今天，他的哪些精神遗产最珍贵？
傅高义：他完全致力于将中国变得强大，致力于中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在推行改革时，他说过，你开门，苍蝇或蚊子可能也就会进来。我想，现在是抓更多的蚊子的时候了，应该对有些腐败进行更为严厉的惩治，为了让人们愿意去试验新的改革，这些腐败在当初是很难避免的。另外，我认为现在需要想方设法满足全体民众在拥有更好的福利和医保方面的需要。邓小平执政的时候，中国还很贫穷，这些方面是很难做到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全中国都应该有更多的医保服务。
《东企》：今天，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有人认为是破除既得利益的干扰，比如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比如公共财政更多地向社会保障和公共物品倾斜。这也许和１0年前有了很大区别，如果邓小平还活着，您估计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建议和措施呢？
傅高义：我想，假如他还活着而且还足够年轻的话，他会对那些为自己捞取巨大利益的人进行更为严厉得多的惩治，这甚至意味着对某些企业和官员的惩治。《东企》：未来10年中国总体上的前景会是怎样？哪些主要的方面会是过去10年不曾出现的？傅高义：我认为，经济增长会继续，技术发展也会继续。我希望在未来的10年，中国能够避免一些问题，比如中日关系的紧张和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东企》：您关于邓小平时代的专著会在何时出版？傅高义：我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恐怕至少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要学的还很多。
邓小平把中国决定性地推向了全面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道路，即使在他去世１0年之后，中国仍旧在他指引的方向上前进。
傅高义（Ezra F. Vogel）是难得的精通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美国专家。上世纪70年代，他接替费正清，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尽管名称几经变化，这个研究所一直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在近二三十年里，他的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政府对日和对华政策，他的评论时常触碰到东亚脆弱的政治神经。
傅高义对中国的关注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可以说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旁观和参与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他只能待在香港，通过阅读《南方日报》、《羊城晚报》，通过采访在香港的广东人来了解中国。在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一书中，傅高义称自己是在努力超越以往西方学术的偏见，不满意把几亿中国人混为一体的做法，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的一部分。
1987年，他终于进入开放的中国，通过美中之间官方的来往获得在广东全省考察的机会，同夫人一起，走访了广东的所有城市以及大部分的县。19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下的广东》问世。1997年，他负责接待了江泽民主席对哈佛大学的访问，并且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党校演讲的外国学者。
现在，傅高义正在撰写一部关于邓小平时代的著作，试图以此描述出中国道路的轨迹，这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挑战。
傅高义认为，在新世纪，美、中、日已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国时代”：中国处在青铜时代，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处于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他眼中，中国这尊青铜的底质，已经在市场的泛化中、在改革的催化剂下，呈现出了银色。所以，中国人要做的，就是完成古代炼金术士所不能完成的事业──从青铜里炼出金银。
《东企》：您对邓小平的“白猫黑猫”、“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如何评价？
傅高义：我认为这些说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邓小平不想直接批评那些 只信奉意识形态的人。这是一种不引起直接的争论而减少对政治口号关注的做法。他不说：“意识形态的争论是无用的”，他只是去间接地表达这个意思：“如果这个管用，那就用吧，要是不管用，就不用。”这些说法不容易遭到反对，但是对尝试管用的做法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邓小平需要用开放使得人们从海外学到足够多的东西，这样才能开展国内的改革。而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改革，中国也不会吸引到海外的资本和技术。
《东企》：经济特区是不是邓小平的发明？这个政策在历史上发挥过哪些作用？在今天看来，它还有意义吗？
傅高义：他并不是经济特区这个观念的创始者，不过他对建立经济特区是强烈支持的，甚至面对一些保守派的反对，那些人担心经济特区会破坏计划经济的秩序而且会导致大量的腐败。跟台湾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区不同，他的目的是要先在中国试验某些新的体制，然后允许它们在全国推行。
《东企》：您对邓小平关于民营经济的看法有何评价？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在1978年对待私有企业的态度是非常明智的。他不想立即废除公有公司，因为这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他首先允许不超过7个人的私人公司存在，后来又说，有些稍稍超过了7个人也不是大问题，他是通过这样做让人们逐渐适应发生的变化，他这样做就能逐渐地再允许国营企业改制及破产，仅仅是有更多的机会的情况下他才这么做的。
《东企》：有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部放权和改革，而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对外开放。您怎么评价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系？
傅高义：我想你很难将对外开放和改革分离开来。邓小平需要用开放使得人们从海外学到足够多的东西，这样才能开展国内的改革。而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改革，中国也不会吸引到海外的资本和技术。
《东企》：在邓小平逝世10年后的今天，他的哪些精神遗产最珍贵？
傅高义：他完全致力于将中国变得强大，致力于中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在推行改革时，他说过，你开门，苍蝇或蚊子可能也就会进来。我想，现在是抓更多的蚊子的时候了，应该对有些腐败进行更为严厉的惩治，为了让人们愿意去试验新的改革，这些腐败在当初是很难避免的。另外，我认为现在需要想方设法满足全体民众在拥有更好的福利和医保方面的需要。邓小平执政的时候，中国还很贫穷，这些方面是很难做到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全中国都应该有更多的医保服务。
《东企》：今天，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有人认为是破除既得利益的干扰，比如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比如公共财政更多地向社会保障和公共物品倾斜。这也许和１0年前有了很大区别，如果邓小平还活着，您估计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建议和措施呢？
傅高义：我想，假如他还活着而且还足够年轻的话，他会对那些为自己捞取巨大利益的人进行更为严厉得多的惩治，这甚至意味着对某些企业和官员的惩治。《东企》：未来10年中国总体上的前景会是怎样？哪些主要的方面会是过去10年不曾出现的？傅高义：我认为，经济增长会继续，技术发展也会继续。我希望在未来的10年，中国能够避免一些问题，比如中日关系的紧张和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东企》：您关于邓小平时代的专著会在何时出版？傅高义：我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恐怕至少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要学的还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