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间，香港作为一个服务型经济体的角色更加明确清晰。

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与经验对中国内地一直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启发灵感的源泉。

香港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在将来一段时期将继续是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榜样。香港的法治、私有产权、自由与开放等制度上的优势与经验，值得内地认真研究与借鉴。

胡祖六简单而炫目的简历早已为人熟知：1977年，17岁的胡祖六从湖南湘阴考入清华大学力学系，这一年是中国经历动荡之后重新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胡祖六作为公派留学生到哈佛大学学习宏观经济；1991年至1996年，他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宣读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让他暴得大名，他也在1996年成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胡祖六回到中国香港，出任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至今。

胡祖六的出现令媒体欢欣鼓舞：一位年轻、英俊、具备国际声望而且对内地有浓厚感情的经济学家，在谈话的开始，他的谦逊和腼腆能够打动任何苛刻者，而随着谈话的深入，他毫不吝惜贡献的观点又足以让平庸者振奋。

他经历中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和邓小平留在中国的印迹密不可分：恢复高考、公派留学和香港回归。他对之保持乐观主义的中国经济，人们公认，是邓小平开启了它的高速成长之门。当他1997年来到香港时，这座城市正面临一个转折点：由于邓小平的坚持和努力，香港要在这一年回归祖国。但不幸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辞世。还是在这一年，令东亚国家至今记忆犹新的亚洲经济危机开始蔓延到香港。此后的10年，对于香港，胡祖六是亲历者，也是旁观者。作为亲历者，他的舞台是著名投行高盛和《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作为旁观者，则很少有比他更清醒也更有资格的评论家了。

《东企》：从1997年至今，香港在经济方面发生的变化有哪些？—— 众所周知的是，回归之后，它成为内地公司的重要融资中心，它成为同内地贸易的中转站，但是在这种大而模糊的论断之后，我们不清楚香港自身经济的变化，比如香港的家族企业、香港的金融市场在过去１０年间的变化。
胡祖六：过去10年间，香港作为一个服务型为经济体的角色更加明确清晰, 在国际贸易与金融服务领域的功能进一步加强，竞争力有所巩固。家族企业在国际化与专业化方面也有了长足进步，以和记黄埔，利丰，Johnson　Electric 为典型代表，成为了受国际瞩目的管理优秀的公司。主要受惠于中国内地经济改革与增长，以股票资本市场和银行为代表的香港金融体系无论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皆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作为金融中心更受国际重视。

《东企》：10年间香港的自由经济政策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和起伏？这曾经引起过已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指责。
胡祖六：基本上，回归以后香港继续保持了其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虽在某些个案上特区政府的介入引起了一定争议，但我认为并没有动摇投资者与工商界对香港体制的信心。香港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在维持自由市场经济传统的前提下，适当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都市远景规划，环境与生态保护，改善教育体系等方面政府应该做但过去做得欠佳的领域。

《东企》：在1997年之前，香港经济一直是大陆经济发展的榜样，可是在10年间，上海、深圳的快速发展构成了对香港的挑战。这是否会对香港（人）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影响？
胡祖六：香港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在将来一段时期将继续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榜样。香港的法治，私有产权，自由，与开放等制度上的优势与经验，值得内地认真仿效。虽然内地城市如上海、深圳等也在不断进步，发展势头令人惊叹，但成就主要表现在城市硬件上，包括交通、电信、高楼大厦等等，而在软件上离香港的差距其实依然很大。 香港毫无疑问依然是服务效率最好，专业化与国际化程度最高，经商与投资环境最佳的中国城市。

《东企》：过去10年中，这种挑战和变化明显吗？如何表现出来？
胡祖六：当然，随着内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香港经济的继续转型，香港的蓝领劳工阶层也在经历一个较为困难的调整过程，对其就业与收入甚至心理信心造成了颇大影响。但是，香港经济历来一再展示有很强的调整能力，我认为她可以成功地迎接新一轮的挑战。

《东企》：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中，香港在1997年之前和之后的１0年分别扮演着什么角色？
胡祖六：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高增长奇迹可以有各种理论和实证上的解释，比如高储蓄／高投资率，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较高附加值的产业，私人企业的发展，国际贸易分工的好处等等，但任何忽略了香港作用的解释都是残缺不全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在世界上所有转轨经济国家和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中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香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独特的资产与有利条件，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催化剂。
几十年来，在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上起到了无可比拟，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与经验对中国内地一直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启发灵感的源泉。
1997回归在香港与内地政治关系上是一重大转折点，但在经济关系上可以说是自然延伸、平稳过渡，只是比以前更紧密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与转口贸易自由港，一如既往是中国联系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而随着CEPA等政策的引入，香港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能受惠于中国内地快速成长所带来的机遇。

《东企》：过去10年中，香港对大陆的影响和大陆对香港的影响哪个更大？
胡祖六：1997之前，香港是内地改革与开放的催化剂，而内地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外因。过去10年间，香港是内地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商，而内地成为了香港经济的新引擎。

《东企》：据说，很多香港人还是很怀念香港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这该怎么理解？
胡祖六：目前香港的繁荣其实不亚于其经济起飞黄金发展时期的繁荣。只是香港经济已经基本成熟，人均GDP已居世界前列，人们也必须调整自身的预 。

《东企》：介意回忆一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的表现和您自己的经历吗？那时您刚从欧洲回到香港，马上就遭遇了所谓亚洲模式的幻灭。
胡祖六：由于香港是金融中心，市场最有流动性，经济也最开放，自然受亚洲危机冲击最大。但是，最重要的是，香港的银行体系几乎完好无损，成功地经受了亚洲危机的洗礼，经济复苏也很快，充分证明了香港的优势。

《东企》：您曾讲过未来内地的最大问题可能是环境和资源。那么香港呢？
胡祖六：几乎同样的挑战，也是环境与资源，不过对于香港而言，资源更多是指人力资源，而非自然资源。也就是说，香港能否继续吸引世界一流人才，香港自身教育体系能否培养高素质人才。而环境当然既包括与内地共同的自然环境生态恶化问题，也包括人文环境元素。

《东企》：有一种观点认为，海外的华裔经济学家站在“强国”的角度来考虑中国问题；而国内的经济学家则站在“改革”的角度来考虑中国问题。前者乐观而后者悲观。您如何看待这种评述？
胡祖六：我认为，这二者必须联系在一起，不能孤立开来。我对中国之所以乐观，是因为我看到了中国过去二十余年高速发展业已取得的成就和打下的基础，以及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
中国正在复制甚至改良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故事。但是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毕竟，中国经济刚进入起飞状态，还远没有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余程还很长，也越来越艰难。尤其是作为转轨经济，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方面尚远未大功告成，将遇到许多障碍、挑战与风险。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结构改革，中国才能克服发展中的障碍、挑战与风险，才能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潜力，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愿才能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