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大的反差是，天津本土的民营企业似乎还不能形成一种力量。某种程度上，这些民营企业的数量并不少，关键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有与民营这两支看似矛盾实则互补的重要力量。
胡时俊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一批来天津寻求商机的温州人。1988年他以农业技术干部的身份赴津考察，在刚刚建成的外环线边上独自呆了半个多小时。胡回忆说，当时全国很少有修建环线的大中型城市，天津在基建方面的投入让他印象深刻，“一点也不比上海、北京差”。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再次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胡时俊没有赶时髦，南下广东或者进军上海，他选择了北上，这个目的地当然就是天津。
胡时俊如今在天津有着庞大的商业版图，从休闲购物到五金机电再到商业地产，他还有另外两个身份：世界温州人联谊总会副会长和天津市温州商会会长。毫无疑问，这两个身份能够更加真实地说明他在天津的商业地位。2007年年底，胡时俊组织了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人来天津考察、洽谈，不少老乡对他当年的“另类”选择赞不绝口。胡透露，这两年借助滨海新区的概念，已经有越来越多温州本地的企业开始涌向天津。胡时俊现在习惯把自己称作“新天津人”，他认为天津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但他一再否认当年选择天津是一次“赌博”或者“冒险”，“当年天津无论是城市设施还是工业基础，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选择天津才没有道理。”
胡时俊的选择展示了温州商人的传统性格：敢于冒险但稳中求胜。刚来到天津时，胡时俊先是从事皮革生意，并一度打造了一个全国著名的皮革服装品牌。后来嗅觉灵敏的他搭上了天津最有名的商业步行街—— 滨江道改造的顺风车，一举进军商业地产，在那里开发并经营起了麦购休闲广场。随后，尝到甜头的他又把商业地产的触角伸向五金流通市场，在天津市区的黄金地段拿下了一块地，他给这个项目命名为“国际五金机电城”，将来天津会成为中国北方的“五金机电交易中心。”
尽管业务已经足够庞大，但胡时俊还是不敢承认自己就是温州商人在天津的代表人物。“有好多人都比我做得大，大家只是不显山露水罢了。”据他透露，目前天津的多个行业其实已是温州人的天下，除了商业地产方面，还有美容化妆品、灯具、眼镜、床上用品等行业，市场份额基本都在5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80%.与此相对应，一个极大的反差是，天津本土的民营企业似乎还不是很活跃。就民营企业数量而言，抛开民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省份，天津即使和邻近的北京相比也有较大差距，截至2005年年底，天津共有私营企业7.73万家，而同期北京的数字是26万家。就个体而言，也是差距不小。除了天士力、天狮等少数几家能够在全国叫得响的民营企业外，总部位于天津的全国性民营企业也不多。前些年在全国媒体上风风火火的家世界、顺驰等著名企业如今已成为美国人和香港人的资产，对于一个急需借助“野生力量”来刺激经济的城市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些外地而来的企业家能够在这里生根发芽而本地企业家却难觅踪影？如果仅仅把原因归咎为市民创业意识不够强烈的话，显然还难以服众。“这与天津传统的工业结构和投资环境有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立群表示。作为一个北方的老工业基地，天津在建国之后其实积累了雄厚的工业资源，毕竟新中国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块手表都是产自天津，这无形中也为天津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它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成了外资寻求本地伙伴的首选对象。
当大量的跨国公司纷纷在天津投资设厂时，它们也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零部件配套厂商，因为这些天津的国有企业不同程度上都拥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工艺，而且其员工也具有可观的技能和知识储备。这样，当其他省份的国有企业纷纷尝试“关停并转”的改制之路时，在天津的跨国公司的周围，就逐渐形成了一条由本地国有企业组成的供应链体系，以摩托罗拉在天津的生产基地为例，为其提供各种服务的本地国有企业有100多家。
在胡时俊看来，当跨国公司通过磁铁效应把大量国有企业吸附到自己的产业链周围时，就为外地民营企业的进入和成长提供了可贵的空间。据说，这两年已开始有不少来自温州等地的科技型企业开始布局天津，它们希望能够像当年的胡时俊们那样，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在天津的成功也凝聚了众多的国有企业的能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曲线救国”方式。但如果把传统的国有企业的资源有效嫁接为民营企业，未尝不是一种节约社会成本的发展之道，毕竟靠民间力量白手起家的成本和风险都更大。
在当年以飞鸽牌自行车闻名海内外的天津自行车行业中，就经历了一次“资源”转型。飞鸽自行车厂当年稳居行业老大的时候，天津自行车最高的年产量是700万辆；后来，天津当地的一些民间资本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最初就从飞鸽厂里吸引了一些管理和技术人才过去，从而带动了一大批民营自行车厂的兴起，如今天津的自行车产量已是4000万辆，雄踞国内之首，而其中规模最大的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在2007年甚至成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某种程度上，这些民营企业的数量并不少，关键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有与民营这两支看似矛盾实则互补的重要力量。●
一个极大的反差是，天津本土的民营企业似乎还不能形成一种力量。某种程度上，这些民营企业的数量并不少，关键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有与民营这两支看似矛盾实则互补的重要力量。
胡时俊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一批来天津寻求商机的温州人。1988年他以农业技术干部的身份赴津考察，在刚刚建成的外环线边上独自呆了半个多小时。胡回忆说，当时全国很少有修建环线的大中型城市，天津在基建方面的投入让他印象深刻，“一点也不比上海、北京差”。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再次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胡时俊没有赶时髦，南下广东或者进军上海，他选择了北上，这个目的地当然就是天津。
胡时俊如今在天津有着庞大的商业版图，从休闲购物到五金机电再到商业地产，他还有另外两个身份：世界温州人联谊总会副会长和天津市温州商会会长。毫无疑问，这两个身份能够更加真实地说明他在天津的商业地位。2007年年底，胡时俊组织了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人来天津考察、洽谈，不少老乡对他当年的“另类”选择赞不绝口。胡透露，这两年借助滨海新区的概念，已经有越来越多温州本地的企业开始涌向天津。胡时俊现在习惯把自己称作“新天津人”，他认为天津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但他一再否认当年选择天津是一次“赌博”或者“冒险”，“当年天津无论是城市设施还是工业基础，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选择天津才没有道理。”
胡时俊的选择展示了温州商人的传统性格：敢于冒险但稳中求胜。刚来到天津时，胡时俊先是从事皮革生意，并一度打造了一个全国著名的皮革服装品牌。后来嗅觉灵敏的他搭上了天津最有名的商业步行街—— 滨江道改造的顺风车，一举进军商业地产，在那里开发并经营起了麦购休闲广场。随后，尝到甜头的他又把商业地产的触角伸向五金流通市场，在天津市区的黄金地段拿下了一块地，他给这个项目命名为“国际五金机电城”，将来天津会成为中国北方的“五金机电交易中心。”
尽管业务已经足够庞大，但胡时俊还是不敢承认自己就是温州商人在天津的代表人物。“有好多人都比我做得大，大家只是不显山露水罢了。”据他透露，目前天津的多个行业其实已是温州人的天下，除了商业地产方面，还有美容化妆品、灯具、眼镜、床上用品等行业，市场份额基本都在5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80%.与此相对应，一个极大的反差是，天津本土的民营企业似乎还不是很活跃。就民营企业数量而言，抛开民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省份，天津即使和邻近的北京相比也有较大差距，截至2005年年底，天津共有私营企业7.73万家，而同期北京的数字是26万家。就个体而言，也是差距不小。除了天士力、天狮等少数几家能够在全国叫得响的民营企业外，总部位于天津的全国性民营企业也不多。前些年在全国媒体上风风火火的家世界、顺驰等著名企业如今已成为美国人和香港人的资产，对于一个急需借助“野生力量”来刺激经济的城市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些外地而来的企业家能够在这里生根发芽而本地企业家却难觅踪影？如果仅仅把原因归咎为市民创业意识不够强烈的话，显然还难以服众。“这与天津传统的工业结构和投资环境有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立群表示。作为一个北方的老工业基地，天津在建国之后其实积累了雄厚的工业资源，毕竟新中国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块手表都是产自天津，这无形中也为天津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它们在改革开放之初成了外资寻求本地伙伴的首选对象。
当大量的跨国公司纷纷在天津投资设厂时，它们也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零部件配套厂商，因为这些天津的国有企业不同程度上都拥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工艺，而且其员工也具有可观的技能和知识储备。这样，当其他省份的国有企业纷纷尝试“关停并转”的改制之路时，在天津的跨国公司的周围，就逐渐形成了一条由本地国有企业组成的供应链体系，以摩托罗拉在天津的生产基地为例，为其提供各种服务的本地国有企业有100多家。
在胡时俊看来，当跨国公司通过磁铁效应把大量国有企业吸附到自己的产业链周围时，就为外地民营企业的进入和成长提供了可贵的空间。据说，这两年已开始有不少来自温州等地的科技型企业开始布局天津，它们希望能够像当年的胡时俊们那样，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在天津的成功也凝聚了众多的国有企业的能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曲线救国”方式。但如果把传统的国有企业的资源有效嫁接为民营企业，未尝不是一种节约社会成本的发展之道，毕竟靠民间力量白手起家的成本和风险都更大。
在当年以飞鸽牌自行车闻名海内外的天津自行车行业中，就经历了一次“资源”转型。飞鸽自行车厂当年稳居行业老大的时候，天津自行车最高的年产量是700万辆；后来，天津当地的一些民间资本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最初就从飞鸽厂里吸引了一些管理和技术人才过去，从而带动了一大批民营自行车厂的兴起，如今天津的自行车产量已是4000万辆，雄踞国内之首，而其中规模最大的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在2007年甚至成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某种程度上，这些民营企业的数量并不少，关键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有与民营这两支看似矛盾实则互补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