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预期当然是每一个决策者都乐于倾听的，但是对于天津特别是滨海新区来说，这注定是一次“特立独行”的旅程，因为它们不像复制别人的老路，因为那样的话成本太高。那么，它的未来在哪里？
“滨海新区将来只想成为一个能够被其他地区轻易复制的社会经济体，这是我们想要的，也是中央的初衷。”
十年前的一天，倪祥玉刚刚从天津市政府调到50公里之外的泰达管委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那天下班之后他和同事们去吃晚饭，走在空旷的马路上，他闻到了新鲜的海风，湿润的空气，但也感到了一丝“凉意”：与热闹的市区相比，这列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似乎缺少一种繁华的氛围，看起来更像一个工厂叠着工厂的生产基地。
“那条所谓的餐饮一条街上，大部分商家门庭冷落，没办法，人少。”回忆起多年前的情景，已是泰达管委会副主任的倪祥玉感慨颇多。那时整合了天津港、泰达、天津保税区三个功能区和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的滨海新区也才成立4年，远没有今天这般风光夺目，甚至一些常设政府机构的办公环境还在筹划之中。那是属于浦东的年代，中国经济正处于风风火火的“第二极”。
不做“浦东第二”
似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特别是到了2002年，泰达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开始位列全国经济开发区榜首， 但对于外地人来说，他们可能知道摩托罗拉、三星早已在天津投资设厂，但并不清楚这些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一直得益于中国最出色的开发区。毫无疑问，泰达和滨海新区还是一个陌生之地，“不事声张”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给这个地区和所处城市的最佳描述。
但机会确实只欣赏有准备的人。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2002年之后，天津关于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报告递到中央后，国务院开会讨论后决定，不予批复，因为中央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也在思考许多问题。经过慎重而周密的全盘考虑，中央决定将原滨海新区的地方发展战略性质上升为国家战略层次。为此，中央专门为滨海新区发展问题发了一个文件—— 国发（2006）20号文，对天津的支持力度比想象中的更大。
随后的进展不仅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赴津视察、调研，滨海新区和“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概念比翼齐飞，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先行先试的重大改革政策纷纷落户滨海新区。由此而产生的磁铁效应是，天津市的主要领导人几乎每天都要接见世界500强企业、大型国企国内央企和著名民营企业的老总。原因很简单，这些商业巨子们似乎依稀看到了又一个浦东，而这种判断意味着无限的机会。甚至连英国的《金融时报》都认为，这座一度沉睡的城市能够像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深圳与浦东那样，给国家经济注入新的动力，成为中国的北方门户。
这种美好的预期当然是每一个决策者都乐于倾听的，但是对于天津特别是滨海新区来说，这注定是一次“特立独行”的旅程，因为它们不想复制别人的老路，因为那样的话成本太高。
“滨海新区将来只想成为一个能够被其他地区轻易复制的社会经济体，这是我们想要的，也是中央的初衷。”倪祥玉说。
核心竞争力的进化
2002年，一位来自美国ABC的记者问泰达的领导人“你们觉得入世之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时这位领导人意味深长地说：“大家都在努力学习世界规则，都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差异性的减弱是泰达的最大挑战。”当时泰达的产值是1300多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各类开发区中名列第一，但这个产值可能只是硅谷一家公司的年销售额，而来自国内另一些城市如苏州甚至北京等地的开发区在增幅方面也时有超过泰达。“如此下去，第一的位置用不了二三年就会被别人超过。”倪祥玉回忆说。
作为滨海新区的支柱，泰达当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竞争态势，它所处的京津冀环渤海地区的经济氛围与珠三角和长三角有着天壤之别，仅仅上海市的经济总量就是天津的三倍，苏州一带以IT、半导体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已经形成规模效应，而广东一带由于中小城市经济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无论存量和经验也是京津冀地区无法比拟的。“红旗还能打多久？”是当时外界对泰达的直接感受。
更严峻的是，泰达已经融入“滨海新区”的概念之中，这时它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而是与滨海新区共进退。换句话说，此时的天津不再是靠泰达来牵引了，而是滨海新区冲锋在前。概念扩大之后，如何保持竞争力依旧，就成了摆在天津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倪祥玉说，（当时的背景）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人家那里也找不出希望。“为何在20世纪90代初的历史背景下能够从别人手中夺来诺和诺德、摩托罗拉、卡特彼勒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三星集团为什么将在中国26家工厂中的13家放在天津？这些客户如果再一次投资，还会选择泰达和滨海新区吗？”
事实上，最初的泰达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数十个经济开发区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三为主”的方针（以外资为主、以工业为主、以出口为主），在这种方针下，形成了早期的“一、二、三”的投入产出模式，即投资一元钱开发土地，建设基础设施，吸引二美元外资投入产业，产出三美元的销售额。这种以低成本创造多价值的发展模式无疑是充满竞争力的，但是随着两税合一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外资企业在 国各级开发区中的成本优势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简而言之，当年泰达的机遇正在成为滨海新区的挑战。
因此当中央政府把一系列先行先试的重大政策首先授予滨海新区时，外界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泰达的低成本优势耗尽之际，政策优势就成了滨海新区的救命稻草。
“把‘先行先试’看成是滨海新区的政策优势一点也没有错，但这种优势决不会成为天津的专利，因为它具有极大的可复制性。”倪祥玉说，滨海新区与当年的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一个显著不同是，它的成长（从泰达开始）完全是建立在一张白纸上：既没有依靠国家的巨额投资作为初期启动资本，也没有占用国家的一寸可耕土地资源（全部建立在废弃的盐碱滩之上）。而这一点，正是值得国内其他地区模仿和复制的重要因素。
“这几乎没有什么门槛。”倪告诉记者，滨海新区的两个老师（深圳和浦东）有很多优点，也有自己的特征和竞争力。“天津有什么特点呢？泰达只不过是2270平方公里里面几十平方公里的一部分，24年前还是不毛之地，300万元人民币的产值，但如今早已超过千亿。中国有的是荒地和海洋，如果再有20个泰达，中国每年就会多出数万亿的产值。”
把区位的成本优势与政策优势结合起来，这正是滨海新区破解发展瓶颈的新钥匙，但仅此还不够，如果说之前二十多年滨海新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硬环境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造一流的软环境。
“以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产业将会成为滨海新区下一轮创新的主要着力点。”在日前出席第二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北京说明会上，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津渡表示，一定要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一个创新基地，不仅是产品和技术层面，更包括制度、机制等产业环境方面。
更重要的是，可复制性也不是单纯地指经济体量和规模，而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落户滨海新区的“中国－新加坡生态城”项目是中央政府对和谐社会理念的一次尝试，选中滨海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重它正处于经济的腾飞期，而这个阶段也是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把经济建设与社会、自然发展协调起来，也就成了崛起中的中国众多城市的攻坚课题。“把滨海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推广开来，所谓中国经济第三极的概念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倪祥玉说。
培育民间创新驱动力
虽然同为老牌商业重镇、直辖市，并且都在跑步前进，但上海的速度无疑要更快、更具爆发力。过去的10年中，和很多老牌工业城市一样，天津在和上海的赛跑中有点相形见绌。但一位在天津经商多年的外地民营企业家说，不能用上海的速度来丈量天津的快慢，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导向，“有了政策优势就有了区位优势，有了区位优势就有了速度优势”。显而易见，从30年前的深圳到20年前的浦东再到今天的滨海新区，贯穿始终的发展逻辑都离不开中央的政策扶持，但仅仅这点共性就能支撑起三个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形象？
这也正是天津的决策者们必须考虑的一个前提性问题：若干年后的天津应该以怎样的形象展现给世人？
“政策很重要，但发展思路更重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刘刚对于把天津想象为“他者”的观点不以为然，“在区域经济带动方面上可以牵头，但方式方法不可能再走老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跨国公司的价值。
多年来，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聚集了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不是研发基地就是总部所在地，基本上在当地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以汽车为例，上海和北京聚集了全球主要的几家跨国公司，围绕它们，一批中国本土的零部件企业迅速成长。“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这些产业集群、供应链都比较封闭，很难让本土企业实现突破性发展。”刘刚说，包括天津在内，都是国内最早引进国外汽车生产巨头的，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汽车领域的自主品牌大都诞生在国外汽车公司没有涉足的城市，比如说深圳的比亚迪、杭州的吉利、芜湖的奇瑞。“所以滨海新区将来能否成功，关键不是看它拥有多少外资企业，而是看能够为民间力量提供多大的创新空间。”
在天津的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有关它未来角色的说法可谓不一而足：北方经济中心，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北方航运物流中心，金融创新的先行先试地，宜居的生态城等等，在这种不断利好的政策环境下，国内第一个产业基金“渤海投资产业基金”和第一家OTC（场外股权交易市场）也先后获批，“中心生态城”项目也已开启，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倡导“人、社会、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社区，包括空客A320组装基地在内的众多工业项目也成为“国内第一”。这多少与天津的前两次“第一”有所不同。如果说清末民初和建国之后的众多“第一”是一个“先积累后创造”的过程的话，那如今的各种“先行先试”无疑具有更强的规划性，换句话说，终点已经画好了，而如何从起点到达终点，这就需要看天津的谋略了。
一直以来，天津人给外界的印象比较容易安于现状，至少从民营经济的活跃程度来看，远不如珠三角或者长三角那样发达。泰达管委会的一位负责人说：“这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政府最为忧虑的一个现实问题。”尽管泰达在工业产值方面一向占据国内各类开发区的榜首位置，但这个位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大量外 资企业及其产业链上的国有企业，本地创业型的民营企业其实不多。
刘刚最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中国在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过程中的瓶颈问题，把这个主题具体到天津的现实环境中，刘刚发现，天津人并不是不想致富，关键是缺乏一种熊彼特所说的“创业——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novation）。
这显然让天津感受到了压力。就在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前后，天津市政府出台了一个很少引人注意但可能非常重要的文件，该文件的要义就是要鼓励全民创业，建立面向所有劳动者的创业促就业机制。贷款对象由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扩展到自主创业的新生劳动力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还规范了信用担保，使创业人员能够及时得到创业资金帮助。甚至为此专门设立创业项目奖，对创业成功率高、拉动就业明显的，由再就业资金给予项目提供人5至10万元奖励。同时实施创业补贴政策，对创业成功人员，根据带动就业成效，给予资金补贴。有评论说，这种积极的心态让人依稀看到了当年商鞅鼓励变法的影子。
“什么总是沉溺于历史的荣耀、不思进取、小富即安，这些对天津和天津人的描述可以扔掉了，”天津作家林希说，“经济心态决定文化心态，只要有实现梦想的机会，天津一样会跳动起来！”●
国家给予滨海新区的五大扶持政策：
综合改革实验。如何实现我国所确定的自主创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下一步滨海新区会有新的措施，国家也会给予滨海新区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扶持。
建立东疆保税港，提高对外开放的等级。
财税的优惠政策，对于高科技产业和自主研发产业的鼓励等。
金融方面改革的政策。
土地的流转、出让、转让以及小城镇建设会给予一定的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