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这是一座正在时空节点上急速膨胀的城市，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欲望构成了它的生长逻辑。我们一直试着去发现一个另类的天津，以便于去描述它，但我们失败了，不是因为没有发现“那个另类的天津”，而是因为发现了太多。

　　当GDP、CBD等软硬标准担当起城市发展的硬通货时，最大的“与众不同”可能就是更快、更高，这种竞争上的“永恒轮回”不可避免地催生一个个“盗版城市”。天津也没有丝毫理由感到轻松：它一再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前两个坐标是深圳和上海；与此同时，它与北京的关系被好事者津津乐道地比拟为横滨与东京。

　　在一个需要偶像的时代，却成为了一个隐形冠军，这正是天津的魅惑之处。它跟低调无关，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的概念集合体，尽管其中的某个因子总是模仿别人或者被别人模仿，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另类与独特。

　　这是一座正在时空节点上急速膨胀的城市。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欲望构成了它的生长逻辑。为它确立一个参照系简单至极，但它谁都不是，也不想成为谁。自信、自卑和钢筋混凝土一样，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

　　我们一直试着去发现一个另类的天津，以便于去描述它，但我们失败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那个另类的天津”，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太多。你可以将其视为一位历经沧桑的贵族，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散发着性感荷尔蒙的青年。先行者？后来者？似乎任何单向度的定性都是正确无比而又有失于偏颇的。

　　我们贫乏的想象力一度迷失在这个有着丰盈形容词的城市词典里。高达415米的“天塔”（天津广播电视塔）曾经是外地人破解天津交通的城市地标，在它落成的1991年，这个高度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第一，但它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高层所遮蔽，这不仅包括天津本地的建筑，还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一座座拔地而起的“中国第一”。这再次增加了我们的“迷路”系数：天津的高度和速度已经置身于中国迅速崛起的城市丛林之中。

　　对于任何一个期待与众不同的城市而言，这极有可能是一次泯灭个性的长途旅行。当GDP、CBD等软硬标准担当起城市发展的硬通货时，最大的“与众不同”可能就是更快、更高。这种竞争上的“永恒轮回”不可避免地催生一个个“盗版城市”。

　　天津丝毫没有理由感到轻松。它一再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前两个坐标是深圳和上海；与此同时，它与北京的关系被好事者津津乐道地比拟为横滨与东京。最有趣的是，历史上那个创造了无数中国“第一”的天津一再被提及，仿佛未来之天津与过去之天津已经命悬一线！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的耳边始终回响着那句俗不可耐的广告词：在大同的世界里创造大不同……这句话的结尾本来是个感叹号，但我们心中的问号太多；中庸之道，还是省略号为妙。

　　两个天津？

　　虽然已经73岁了，但林希的声音依然洪亮，有股天津人特有的气势，不过如果他接听电话，上来会像英美人那样习惯性地自报家门：“你好，林希！”这位以写天津人和天津市民生活而闻名的老作家每天会把他那台电脑开机十个小时以上，因为他要随时查收邮件；他有两个常用邮箱，分别来自“Hotmail”和“Yahoo！”。林希说他最近正在创作一本新书，主题当然还是围绕天津。

　　林希祖上三代都工作、生活在天津，祖父在民国时期供职于当时最著名的美资企业之一 —— 美孚洋行，父亲在一家日本企业做事，母亲则出身于书香世家。这种幽深的血脉关系很容易让当下的媒体将其称为“天津最后的世家子弟”。在林希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此一时彼一时”。不过林希对于父辈当年的种种细节还是记忆犹新。

　　“祖父没有出过国，但英文很棒，那时学校里还是使用韦氏音标进行英语教学，所以祖父的英语让美国人听起来感觉会更亲切、更地道。”林希说当时在天津的外国人很多，美国人、日本人、欧洲人，走在大街上可以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半个世纪之后，最让林希感到有意思的回忆是他随父辈到北京出差。“老北京到处都是古居和四合院，如果碰上下雨天，大街会泥泞不堪，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主。”这让幼小的林希很有失落感，因为传说中的六朝古都竟没有天津“好玩”：沥青马路、有轨电车、小洋楼、各式各样的西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当时的天津都要比北京现代、洋气”。

　　林希的骄傲是有根据的。从中国第一辆市内有轨电车、中国第一个火车站、中国最早的电报、电话通讯到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中国第一张官办报纸，那个年代的天津据说创造了99个“中国第一”。需要指出的是，那是一个没有GDP概念的时代，所有的城市还在充满原始气息地“野蛮成长”。紫禁城早已力不从心，国民政府在北京与南京之间徘徊着，谁还能够有精力、有时间去主导一座城市的兴衰？

　　1858年英法联军企图在一个叫大沽炮台的地方打开通向中国权力中心的一道缺口，而整整150年之后，这个地方已被叫做滨海新区。像今天一样，100多年前的京城被认为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但天津当时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卫城&# 221;，而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政治利益中心”。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的时候，英国商人、专家建议在秦皇岛建立租界，因为天津港只是个内河港，它的大沽口很不好进船，而且还有每年的封冻期不能进行贸易。但英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之所以坚持选择天津，看中的就是天津作为北京门户的地缘政治位置。虽然缺少经济环境，但政治上它可以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利益作保障。

　　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天津一方面可以为严复、梁启超等学界巨擘提供文章救国的生存之所，另一方面又能够收容官场失意或失势的政治人物，如袁世凯、溥仪等人。可以说，当时的天津扮演了北京自身无法扮演的历史角色。革命派、维新派、保皇派、洋人、红顶商人、草根商人多汇于此，他们之间的斗争、欺诈、妥协造就了一个肆意伸展的近代城市……

　　如今的大沽炮台已然变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年德租界的老式建筑为天津北站新一轮改造提供了想象空间，意租界正在海河沿岸蜕变为风情街区，著名的“五大道”上偶尔还能看到西式马车，只不过已被用来观光或者作为年轻人结婚纪念照的背景，更多的交通工具是产自天津的夏利、花冠以及数不清牌子的各类轿车。

　　历史的延续有时会很有意思，就像“狗不理”的最新英文名字那样：go believe.传统与现代在天津是一种微妙的组合，它们有时会让人觉得牵强甚至做作，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确实拥有一种极为严肃的幽默感，它对历史的满足感常常来自它对未来的重新想象，而不是反之。作为近代史上中国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天津最不缺少的就是现代性；当这种现代性历经百年之后变为一种传统时，它难免对再次出发的起点产生了幻觉。正因为如此，天津的历史包袱不在于如何消解传统，而是如何重构现代。

　　连接天津市区和滨海新区的“轻轨”（相当于北京的城铁）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负荷，我们不时听到“间隔时间太长、人多过于拥挤”之类的抱怨。对于城市经营者而言，从经济学的任何一个角度看这都意味着一种幸福的烦恼。

　　这是一段全程将近40分钟的旅行，其间穿过一片尚待开发的行政区域。有意思的是，我们没有得到“从市区到新区”的印象，而是感觉更像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与心理落差无关。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市区还是新区，都在热火朝天地修葺自己，这种积极向上的姿态足以令众多国内城市羡慕甚至嫉妒。

　　但毫无疑问，这是两个具有不同Style（风格）的地方。如果说近十年来威力无比的中国地产商们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城市面貌，那他们在天津市区的作为只能用“入乡随俗”来解释，因为它的城市交通脉络几百年来都是围绕贯穿其中的几条河流，从而形成了“迂回、曲折”的城市交通布局。楼再高，项目再重要，投资再庞大，也要遵从这种由自然传统积淀而成的城市性格。

　　滨海新区显然是另一番性格。据说多年前，一位留美海归第一次走在泰达第三大街（金融街）的时候，他想起了纽约的第五大道（纽约曼哈顿区的中央大街）：尽管这里的楼没那么高、人没那么多，但它的结构、布局泄露了它的梦想。

　　这种梦想正在一点一滴地变现。两年之内，在距离第三大街不到十分钟车程的南北两个方向，将会初步崛起以于家堡与响锣湾两个海河湾区为核心的滨海新区中央商务区，参与规划的团队都是世界最顶尖的设计公司和专家，包括曾规划设计过伦敦道克兰等世界著名的金融商务区和上海金茂大厦、迪拜世界第一高楼、纽约911重建等著名建筑的美国SOM设计公司。“但是，滨海新区中央商务区要有别于西方典型的CBD，也有别于上海的浦东，”著名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彭一刚说，“这并不是指更辉煌、更大，而是更有特色。”

　　借助最强大的外脑，做最具特色的事情，正是滨海新区的“城市性格”。这是一种建立在一片广袤的盐碱滩之上的性格，它的传统是寸草不生，它的现代性没有顾虑，而它的难题则是挑战想象力的极限。滨海新区之于天津市区的战略意义，并不是一个行政上的展示样板（这种样板实在廉价无比），而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后者的欲望甚至奢望。市区的传统正在经历新的现代性，而新区的现代性正在努力成为天津未来传统的灵魂。两个天津并不存在。

　　粉丝？偶像？

　　我们坐在一辆崭新的花冠出租车里，无意中提到了天津什么地方可以游玩。已过中年的司机师傅热情地说，五大道可以去看看，那里是曾经的租界区，“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这些小洋楼居然都没有倒下”。

　　“五大道”是五条街道的总称，包括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睦南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色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尽管是殖民时期的产物和象征，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变成天津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与其说它们是外来者强加在这个城市身上的漂亮外衣，不如说是已经长在天津市民心中的一根记忆之绳，通过它，才能有更加充足的底气面对未来。

　　这种历史风貌随处可见。在流经天津市区中央的海河之上，我们看到了解放桥，据说这是海河上造价最高的一座桥梁：建于1923至1927年，耗资125万两白银。它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可以通过电力开合的桥梁，当电力设备带动桥梁并以两端桥墩为轴心旋转上扬时，桥的两墩中间即可畅通无阻；待轮船过后，桥又复原接通。

　　这种近乎笨拙的古老技术并不是吸引我们的最大动力，它的奇特在于它与现代的碰撞。在琼瑶那部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情深深雨蒙蒙》中，赵薇饰演的依 萍曾从解放桥上纵身跳入海河，但除此之外，这部作品与天津毫无关联，它描写的是那个远去的上海滩。曾经的“东方巴黎”无所不能，但今天它却不得不在这个北方的城市中寻找已经容颜不再的自己。黄浦江波涛汹涌，海河温情脉脉；琼瑶写得宏大，依萍跳得小资。

　　80年前，一个叫万家宝的文学青年一定经常流连于解放桥上，他需要迎着海河的味道进行艺术构思。他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是上流社会的反叛子弟，可以用语速十足的天津话激情演讲。几年后，他写出了一部话剧：《雷雨》，此时他叫做曹禺。没有人低估这个年轻的天津作家的天赋和潜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还是被误读了。

　　众多的文学评论家、读者、观众很容易对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主题达成共识（这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他们也慢慢“养成”了一个观感或体验：周公馆里的人应该说上海话。几十年来不断上演的舞台剧、影视剧都在暗示一个细节，这是发生在上海封建买办家庭里的故事，只有上海滩的乱世和财富才会催生如此斑斓、复杂、电闪雷鸣般的伦理悲剧，而很少有人还记得，除了它的作者来自天津，其创作背景同样如此。天津作为一个概念被旁观者们轻易地替换掉了。这多少符合人们对今日之上海的“历史预期”，社会进化论的倒推法在这里意味着“爱屋及乌”；如果解放桥可以搬迁，依萍真的敢于跳入黄浦江。

　　在中国，一个没有被概念化的城市注定会与注意力经济渐行渐远。在天津概念刚刚要被人们忽视的时候，滨海新区开始了从名字到概念的旅程。幸运的是，这段旅程很短。两个月前，国务院正式批准《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方案》，这意味着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的“新特区”，而此时距离提交申请不足两年。

　　事实上，在这两年之中，外界对于滨海新区的国家定位已经毫不怀疑，媒体和舆论对这个新名词的聚焦甚至要比当年的蛇口、浦东更为投入，原因很简单，前两个先后成功了。天津借助滨海新区这只手，拿到了引领中国经济第三波浪潮的接力棒。

　　当历史文化上的天津总是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视为偶像的时候，滨海新区似乎正在成为浦东的一个追随者，或者通俗一点地说：粉丝。只有在中央政府给了明确的身份定位之后，滨海新区才受到旁观者的“逻辑推想”，这对它多少有点不公。因为人们忘记了隐身在滨海新区之后的泰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对于外来者来说，这种忽视也是情有可原的。在多日的采访过程中，我们一再想弄清，天津、泰达、滨海新区几个概念之间的交集和并集。泰达是一个地方？泰达是一家企业？泰达是一支足球队？当你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时，它都是，也都不是。

　　我们似乎是意外地发现，如果说天津是“滨海新区”这个概念的外延的话，泰达则是它的真正内涵。1984年12月6日，中央政府批准建立包括天津在内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在此之前，以深圳为代表的4个经济特区已经在中国的南方开始崛起。这一系列举措被西方媒体解读为百年来“中国的又一次开放”。

　　这轮开放的具体形式，就是各个城市建立自己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一个城市之中的开发区，泰达的GDP、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出口及进口总额、税收收入等指标曾连续多年在全国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名列榜首。对于滨海新区和天津来说，这个起点是当年的深圳和上海无法比拟的。

　　在一个需要偶像的时代，却成为了一个隐形冠军，这正是天津的魅惑之处。它跟低调无关，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的概念集合体，尽管其中的某个因子总是模仿别人或者被别人模仿，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另类与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