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就算不会中文，韩国人也可以生活得相对惬意。因为这里有韩国人开的烧烤店、美容美发院、服装店、超市，打开电视可以看天津卫视的阿里郎；如果生病，可以选择天津市政府专门给韩国人开设的定点医院，这里的医生护士多少都会说韩语；不愿租房子的人甚至可以在天津购置房产……
这群人并不是什么旧租界里的特权阶层，他们大多是三星、LG、大宇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被总部派到这个离自己国家的首都只有两个半小时飞机行程的地方，更确切地说，这里是离韩国最近的国际性港口城市之一。他们努力地学习当地的法律法规、学习这里的隐性游戏规则、积极参与市民们的体育娱乐活动，就像一个本地人。
在这个被誉为除东南沿海以外最好的经济开发区里，韩国人以及他们所在的三星、LG、SK、大宇等韩资企业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从投资总额来看，韩国企业排在美国、中国港台地区、日本之后，位列第四名，但是稍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围绕在这些韩国大型企业周围，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配套商（中小企业），这是其他地区和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南开大学周立群教授非常看重韩国企业对天津的贡献。
在这群企业中，起到领头羊作用的非三星莫属。1992年中韩建交后，三星电子在1993年４月便正式启动第一个生产法人——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在此之后，几经周折，三星最终在2006年，将海外最大的手机生产和研发基地落户在天津。
韩国人喜欢群居，于是三星带来的就不仅仅是LG、SK、大宇这样的大企业，更重要的是三星还吸引了自己的配套商在天津建厂。这些配套商大多都是韩国本土的中小企业，在天津甚至都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名字，只是拥有统一表格上的名字“三星协作企业”。这让韩国企业在天津的产业链表现得有梯次性，有大有小，形成以三星、LG、SK、大宇为核心不断向外扩张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甚至惠及河北地区。据调查，在天津注册的韩国企业有50%已经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天津在韩国企业看来，是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他们选择先在天津立稳脚跟，然后走向更广阔的中国市场。”周立群说。
三星似乎走得更远。2008年3月，越南政府就正式批准三星电子手机工厂在该国北部的北宁省安丰工业区建设年产1亿部规模的手机工厂的建设项目，其实，三星在胡志明市已经有一个制造LCD和洗衣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工厂。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是韩国企业的又一次叛逃行为。2008年年初，在山东投资的韩国企业发生了管理层集体连夜撤离的事件。不过，周立群更愿意将三星的行为看成是对“中国牵引论”的有力佐证。在山东，韩国企业并没有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梯次性产业链，于是当那些小企业面对日益增加的劳动力、土地、环保支出时，他们选择了逃离。
但在天津则完全不同。这不会影响天津在三星和韩国企业中的地位，在三星看来，天津是它攻坚世界其他市场的桥梁，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津会发展成为三星在韩国之外的总部。这与“中国牵引论”代替“中国威胁论”不谋而合，因为中国正是韩国企业的福地。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是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因为看重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于是选择在这片仍处于起步阶段的土地上加工生产。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大型企业开始进驻中国，希望中国成为韩国企业的生产基地以及最大的海外市场。而在攻坚了中国市场之后，再通过在中国的成功走向世界。
即使如此，这里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而这问题的来源就是韩国企业的集聚效应，也就是大为看好的“梯次性产业链”。三星、LG、SK、大宇带领着他们的协作商一起来到了天津，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与此同时，天津的本土中小企业的生存领域被排除在电子产品之外。一方面，韩国企业将产业链条移植过来，但出于商业文化和技术的考虑，从生产线到每一个最小的供应部件，都更选择韩国本土的供应商。于是韩资企业带来的产业链与本土企业之间形成了一道透明的玻璃幕墙，虽然我们能够看到里面繁忙和收益丰厚的生产，但却永远进不去，因为那是封闭的。●
在天津，就算不会中文，韩国人也可以生活得相对惬意。因为这里有韩国人开的烧烤店、美容美发院、服装店、超市，打开电视可以看天津卫视的阿里郎；如果生病，可以选择天津市政府专门给韩国人开设的定点医院，这里的医生护士多少都会说韩语；不愿租房子的人甚至可以在天津购置房产……
这群人并不是什么旧租界里的特权阶层，他们大多是三星、LG、大宇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被总部派到这个离自己国家的首都只有两个半小时飞机行程的地方，更确切地说，这里是离韩国最近的国际性港口城市之一。他们努力地学习当地的法律法规、学习这里的隐性游戏规则、积极参与市民们的体育娱乐活动，就像一个本地人。
在这个被誉为除东南沿海以外最好的经济开发区里，韩国人以及他们所在的三星、LG、SK、大宇等韩资企业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从投资总额来看，韩国企业排在美国、中国港台地区、日本之后，位列第四名，但是稍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围绕在这些韩国大型企业周围，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配套商（中小企业），这是其他地区和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南开大学周立群教授非常看重韩国企业对天津的贡献。
在这群企业中，起到领头羊作用的非三星莫属。1992年中韩建交后，三星电子在1993年４月便正式启动第一个生产法人—— 天津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在此之后，几经周折，三星最终在2006年，将海外最大的手机生产和研发基地落户在天津。
韩国人喜欢群居，于是三星带来的就不仅仅是LG、SK、大宇这样的大企业，更重要的是三星还吸引了自己的配套商在天津建厂。这些配套商大多都是韩国本土的中小企业，在天津甚至都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名字，只是拥有统一表格上的名字“三星协作企业”。这让韩国企业在天津的产业链表现得有梯次性，有大有小，形成以三星、LG、SK、大宇为核心不断向外扩张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甚至惠及河北地区。据调查，在天津注册的韩国企业有50%已经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天津在韩国企业看来，是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他们选择先在天津立稳脚跟，然后走向更广阔的中国市场。”周立群说。
三星似乎走得更远。2008年3月，越南政府就正式批准三星电子手机工厂在该国北部的北宁省安丰工业区建设年产1亿部规模的手机工厂的建设项目，其实，三星在胡志明市已经有一个制造LCD和洗衣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工厂。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是韩国企业的又一次叛逃行为。2008年年初，在山东投资的韩国企业发生了管理层集体连夜撤离的事件。不过，周立群更愿意将三星的行为看成是对“中国牵引论”的有力佐证。在山东，韩国企业并没有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梯次性产业链，于是当那些小企业面对日益增加的劳动力、土地、环保支出时，他们选择了逃离。
但在天津则完全不同。这不会影响天津在三星和韩国企业中的地位，在三星看来，天津是它攻坚世界其他市场的桥梁，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津会发展成为三星在韩国之外的总部。这与“中国牵引论”代替“中国威胁论”不谋而合，因为中国正是韩国企业的福地。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是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因为看重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于是选择在这片仍处于起步阶段的土地上加工生产。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大型企业开始进驻中国，希望中国成为韩国企业的生产基地以及最大的海外市场。而在攻坚了中国市场之后，再通过在中国的成功走向世界。
即使如此，这里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而这问题的来源就是韩国企业的集聚效应，也就是大为看好的“梯次性产业链”。三星、LG、SK、大宇带领着他们的协作商一起来到了天津，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与此同时，天津的本土中小企业的生存领域被排除在电子产品之外。一方面，韩国企业将产业链条移植过来，但出于商业文化和技术的考虑，从生产线到每一个最小的供应部件，都更选择韩国本土的供应商。于是韩资企业带来的产业链与本土企业之间形成了一道透明的玻璃幕墙，虽然我们能够看到里面繁忙和收益丰厚的生产，但却永远进不去，因为那是封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