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5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增加广告荐证者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这意味着，明星等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未接受过的服务作证明。

　　25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增加广告荐证者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这意味着，明星等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未接受过的服务作证明。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作推荐证明的，将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明星代言产品须先使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无疑不言而喻。很明显，如果明星等广告代言人在“未先使用”的情况下，便贸然为某种商品或服务代言做广告，为其叫好、大唱赞歌，并向消费者做推荐，那么，即便该商品或服务完全没有问题，该广告本身也是不真实的，同样涉嫌虚假广告。而另一方面，从明星等广告代言人自身的角度来看，在不存在“使用过某产品和服务”的事实背景下，却以“过来人”为其质量品质向消费者作证明，更是一种明显的撒谎和欺骗，不仅不符合广告的真实性原则，更有违公众人物应有的基本诚信道德。

　　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明星代言产品须先使用”一直都是大多数法治完善国家普遍奉行的一个国际惯例。在这种背景下，再考虑到，在社会公众监督下“明星是否确实使用过其所代言的产品或服务”并不是一件很难证明的事情，那么，要想有效落实“明星代言产品须先使用”这一新法条，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显然还在于，如何为该新法条制定配套的严格惩戒措施，也即，一旦明星代言违反这一规定，应当如何给予其真正到位、给力的严厉处罚?

　　对此，笔者以为，其一，实施处罚的条件应足够严厉，也即，只要证实代言明星是在“先使用”的情况下做虚假不实的代言证明，那么，无论所代言的商品或服务本身是否确实有问题、已给消费者权益带来实际损害，都应对代言明星给予处罚。

　　其二，处罚的标准也应足够严厉。比如，可以将罚款的处罚额度，与其相应的代言收入密切挂钩，确保让虚假代言的明星“得不偿失”、“血本无归”;再如，除了经济上的罚款，对于虚假代言的明星也可以实施一定的“资格刑”，如限制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不得再做广告代言。对于代言收入不菲且本身常常财大气粗的明星人物来说，如果处罚标准不够严格给力，显然不可能产生以儆效尤的威慑作用。

　　最后，触发的范围要足够严厉、全面。不仅要处罚当事的代言明星本身，也应考虑进一步处罚幕后的代言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和广告主，让他们也同样要为虚构事实的不实广告，承担必要的相应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