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8月，改编自毕飞宇小说的电视剧《推拿》在荧屏热播后，其编剧陈枰和西苑出版社未经毕飞宇许可出版了《推拿》。

　　2013年8月，改编自毕飞宇小说的电视剧《推拿》在荧屏热播后，其编剧陈枰和西苑出版社未经毕飞宇许可出版了《推拿》。3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作家毕飞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诉编剧陈枰、西苑出版社侵权一案作出判决：认定被告陈枰、西苑出版社侵犯毕飞宇《推拿》著作权。持续7个月之久的《推拿》维权之争终于有了结果。但是，对于毕飞宇诉讼的20余万元损失最终只获赔5万元，并同时认定两被告未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构成侵权。文化侵权案如此轻罚在业内引起热议，“维权难让如今的作家们都懒得去维权，得不偿失啊。”

　　维权意识淡薄—难成社会焦点

　　1991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部首先推出现场直播《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者之友专题晚会》。开播23年来，纵观每年3·15消费投诉排行榜，排前10位的无一不是和老百姓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门类，但关系老百姓精神生活的文化消费事件却鲜有上榜。这是否意味着文化消费已经到了让消费者完全满意的地步?

　　“显然并非如此。演唱会假唱，艺术品造假，出版、影视、网络等内容生产行业粗制滥造的现象并不少见。”山东省消费者协会会长蔡福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文化侵权事件不少，但由于文化消费自身的特殊性，很少能成为社会焦点。“一般文化产品无法涵盖大多数人群，即使近年来陆续暴露出一些文化消费侵权问题，对此的讨论也往往局限于相关行业。”

　　威海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化经纪公司总经理说，2013年仅威海市就有3场大型歌星演唱会“流产”，这些演唱会前期大肆宣传，后来因各种问题无法举办，但消费者都选择了默默接受，“人们的维权意识很淡薄。”

　　“你花十几块钱买个暖瓶，刚一用就爆炸了，虽然没炸伤家人，但你第一时间会想到要到商场找人理论;同样的情况，你花成千上万元买张假画，你也许就会自认倒霉。”青岛莱西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局长张岩认为，人们对文化侵权的界定不了解，“只有关切人身安全的时候，才想到去维权。”

　　“火眼金睛”也吃哑巴亏—难抵行业潜规则

　　在济南市古玩城、英雄山文化市场等古玩藏品集中的地方，仅一块不到巴掌大小的“古玉”就标价2000多元。很多消费者在购买这些商品时，都要带着“贴身行家”帮助鉴定选择。

　　在古玩市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张占海介绍，在古玩市场看到的很多所谓古玉，多数是仿制品。生产者用机械操作代替人工雕琢，然后再仿一些造型和图案，玉器的实际价值相当低。“一对玉镯成本只有几元钱，可在市场上售价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很多对玉不甚了解的人经常受骗。而一些假书画则被造假者描摹得栩栩如生，很少能有人一眼洞穿，在市场上出售的价格也很离谱。”

　　“对于艺术品消费，就大多行家而言，主要是看眼力。”张占海说，不管真货假货，卖出去就是“真”的，“卖真不保真，这也算是一种潜规则。”

　　但对于大多数不具备收藏知识的人而言，存在“捡漏”心理的很普遍，很多人认为一些很有价值的藏品其实只是仿制品。

　　在张占海的店铺里，挂着一张标着非卖品的吴昌硕书法作品。“7年前，花了3万多元在浙江淘回来的，当时还专门打电话从济南请去几个老伙计，都看走了眼。”他无奈一笑，“没有去找过，这是规矩。”

　　惩处力度受质疑—挫伤维权积极性

　　就在《推拿》维权之争尘埃初落后的第二天，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马爱农诉中国妇女出版社抄袭译著《绿山墙的安妮》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决结果是维持原判。在一审判决中，法院认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绿山墙的安妮》，抄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马爱农版达97%以上，判决被告中国妇女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发行涉案图书，在报纸上刊登致歉函向原告马爱农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马爱农经济损失2.5万元、合理费用5000元。但除去律师费用和其他费用，马爱农实际所得赔偿还不足1万元。

　　从2013年7月25日召开维权新闻发布会开始，马爱农维权历时近8个月，得到了媒体和业界的广泛关注，100位翻译家在报纸上联名声援马爱农的维权之举，讨伐抄袭剽窃歪风，堪称中国翻译界最大规模的维权声援行动。

　　而法院的判决让翻译家们深感维权太难，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样的判罚力度根本没有起到保护正版、打击抄袭的作用，如此低廉的侵权成本，势必会让违法侵权者继续有恃无恐地抄袭。

　　建立维权联盟—让文化消费不再孤单

　　“文化消费不同于商场上‘你买我卖’的单一形式，它涉及的消费领域是稍显小众化的，加之消费者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使得文化维权的概念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山东大学传播学教授冯玮说。

　　在蔡福安看来，文化消费的概念需要细化，从广义上讲，它应该包括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两个层面，像旅游这样的大文化消费概念等都已经被人们所接受，需要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是狭义的文化消费，即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约定俗成的，原来不被人们所重视的、现在成为“有闲人”所关注的领域。“尽管文化消费也是在市场环境下进行的，但也必须有一种规范和细化的管理环境，这样才能提供一个保障，‘文化维权’才能被提上日程。”

　　“我们可以考虑建立文化维权联盟，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一个有效维权的平台。”冯玮建议，“一边要加大保护力度，使文化资源和经济效益能够有效结合，让文化市场更有活力;一边对盗版、造假者加大惩罚力度，尤其对于那些恶意侵权、反复侵权的，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从维权维不起变成侵权侵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