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指出，“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要求，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推出，在中国是有可能较早实现的。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行性也就比较高一些。

　　周小川指出，新时期的宏观管理需要引入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他强调，宏观审慎性政策主要是2009年起把一些主要的概念汇总起来放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的框架。主要内容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即以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中心，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的政策体系。比较典型的一个内容就是巴塞尔Ⅲ，它也是G20所支持的政策调整。

　　“我们有需要来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在我国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周小川指出，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率先复苏，因此中国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样。新兴市场的主要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对于周期变化的判断，说明需要有一种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的逆周期调节措施。

　　周小川强调，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高储蓄率就有可能支持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较高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过热周期问题。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周小川强调，尽管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路程，但还没有完全走完，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面对这些情况，中国需要尽早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会给另外一些经济复苏比较弱的国家带来负面效应，进一步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周小川对此强调，从全球来说，对于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运用的程度和时机的把握，意见也是有所不同的，这和各自所处的周期以及经济潜在的特质有关。

　　他强调说，“中国有需要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同时，我们也有可能较早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他举例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要求，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那么，这些新的更高标准的推出，在中国是有可能较早实现的。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行性也就比较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