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面临短期内频繁剧烈的动荡变化，企业更加需要随时调整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在理解长期趋势中，适应其中的模糊性和二可性。

田纳西州的蜉蝣永远不知道蝉对它们生活环境造成的巨大影响。美国南方的知了每13年出现一次。在现身的年份，野外到处都是它们的声音和身影，树木花草被啃个精光。就像受到冥冥之中神的力量的控制一样，千万只蝉又会突然消失，一直要再等13年，它们又会如期降临。对蜉蝣而言，田纳西的知了就是神，就是不可知的力量，因为那蝉出现的周期远远超过了蜉蝣的生命跨度。草木一秋，蜉蝣一梦。经历了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地震、海啸、核电站爆炸之后，我们中多少人开始双手一摊，二眼一瞪，放弃理性，听天由命起来。因为他们像蜉蝣一样感到无知无识、无边无际，认为不确定性统领了整个随机的世界。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人的生命跨度虽短，想象力的跨度却可以无穷。惠特尼·斯密斯（Elin Whitney-Smith）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在她的新书《赢在信息革命》中，惠特尼·斯密斯以千年的视角把人类文明划分为6次信息革命。每一次信息革命的转折期，乐于接受新的信息技术，善于创造对应的组织形式的部落、城邦、帝国和企业都再领风骚。当我们用这样的大历史观去看待环境变化时，相对确定的发展变化趋势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在惠特尼·斯密斯研究中，六千年文明历史中的经济活动和六次信息革命相应承。

第一次信息革命是5-6千年以前的采集和狩猎时代。群居的早期人类凭借着对环境中食物分布的了解和记忆而生存。记忆中的食物信息帮助他们生存和繁衍。那是一个大自然富饶、人口稀少的时代。人类不需要占用生存资料，只是按需向自然索取就可以维生了。

伴随着第二次信息革命的是农耕时代。它是对信息的反动。人类数量的增加和野生资源的减少迫使人类种植培养食物和养殖家畜。这时，人类更多地依靠私有权来使用和分配资源。

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罗马帝国的兴衰代表了第三次信息革命。罗马帝国的兴衰历史也是信息使用和局限的演示历史。当罗马的扩张超过了政权可以统一管理的信息技术容量的时候，各个地区开始自行其是，自己调整管理的内容和辐射范围。罗马衰落的过程中，只有教会不断扩张，并保持相对的统一，因为《圣经》、教士、教会体系保障了信息、信息传播和组织之间的一致性。

第四次信息革命发生在400年前的北欧。与南方保守的天主教相比，包括英国在内的北欧更加鼓励普通人通过阅读来接近上帝。在荷兰等地，印刷行业的发展让卡尔文教徒、路德教徒都有机会直接阅读圣经，个人化信奉上帝。他们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也促生了工业革命。

第五次信息革命发生在200年前的美国。和铁路发展相并行的是电报和广播技术的传播，并直接影响了工业组织的结构。今天我们常见的组织结构图，就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麦卡蓝（Daniel McCallum）受铁路网电报控制图的启发而绘制产生的。我们目前正经历的是第六次信息革命。按照惠特尼·斯密斯的计算，信息革命的跨度成倍缩减。

第六次信息革命则是以50年为一周期。从1957年算起，我们正处于新旧信息革命的前夜。每次信息革命都有一个产业圈共振协同的过程。信息革命的效能只有在它发展的成熟期才真正显示出来。

受惠特尼·斯密斯的研究启发，企业应该以大历史观看文明发展过程、技术变迁历史和组织策略的变化。运用类似的历史趋势分析，最近200年的工业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六次能源技术和应用技术创新的历史。1785-1845年大约是水力、铁器和纺织机械的创新阶段。1845-1900年是蒸汽动力、铁路和钢铁冶炼技术的创新阶段。1900-1950年是电力、化工、内燃机的时代。1950-1990年是石油化工、电子、航空技术的时代。1990-2010年是数码、生物、网络软件技术的时代。到2010-2020年，我们正在进入环境技术、纳米、新材料、生物仿生、生态保护的新时代。那些善于思考趋势中的核心问题的企业，更有能力处理动荡市场中的不确定性。

“风物长宜放眼量。”面临短期内频繁剧烈的动荡变化，企业更加需要随时调整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在理解长期趋势中，适应其中的模糊性和二可性。历史不会重复，但却极其相似。在“大致正确”和“精准错误”之间，我们宁愿选择前者。选择显示了人类与蜉蝣的进化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