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标签:描述]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就国务院要求88家中央部门公开预算，治理三公消费能否成为行政改革起点等相关问题，《华夏时报》记者5月25日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他表示，治理三公消费不但是一次物质利益方面的革命，更重要的是一次精神价值和观念上的洗礼。虽然自己革自己的命很难，但我们必须要完成这次革命。而若没有第三方来监督、审核、查实、处理，则三公消费治理的结果，必然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必然是对政府威信不但没有恢复和维护，反而会是一种嘲讽和打击。他同时认为，行政改革当然可以三公消费治理为切入点，但中国政治性的、符合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制度性的政治行政改革，才刚刚起步。这种起步，不是仅仅高喊要真正实现民众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而是要从制度层面上加以落实。
人大应真正担当起
监督之责
    《华夏时报》：社会各界对于行政改革的推进，一直相当期盼，但人们至今仍未看到有真正的变化，现在，与旧有体制密切相关的三公消费，其治理问题被高层再次强调并重上议事日程，您认为这会否成为迟滞的行政改革一个很微妙的起点？
    三公消费的治理确实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起点。
    我过去就反复强调,从三公消费的现状来看，其特点有三个：
    首先，加大了政府的成本。我曾估计一年的三公消费达到9000亿，有人认为这个数字超过10000亿。政府的运行成本过高，过多占用了社会公共资源，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国家的改革与发展。
    第二，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由于三公消费的泛滥，由于相关的制约章程、规章等等都不很清晰，由于各单位各部门小金库的泛滥，造成三公消费目前在政府上上下下很多部门非常普遍，民众已见怪不怪，虽不满意却无能为力。长此以往，必然影响政府和党的威信。
    一个声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政府，一个宣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其基本价值观通过其官员或机构的上述行为如何得以真正体现？久而久之，必然使民众对政府由怀疑到质疑直至不信任，其结果必然是政府的言论、方针、政策、号召等，不能让民众心服口服地落实于实践中。
    第三，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一点，三公消费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特权腐败。
    从上述三大特点可以看到，三公消费持续下去的最终结果，必然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对于社会稳定与和谐，都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行政体制改革从消除特权腐败的角度切入，是比较得力的。而要真正遏制和消除三公消费，仍必须从制度建设完善入手，其中包括公开透明制度、监督制度、惩处制度等等。

    《华夏时报》：历来，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举措等等在舆论的强烈呼吁下，出台或公布了不少，但抵制的力量似乎总过于强大，结果似乎总不了了之。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的治理必然继续遭到抵制。行政改革若以此为开局之策，如何避免断然落空的结局？
    三公消费的治理能否持续下去，能否取得被民众认可的成效，有几点必须要强调。
    第一，必须强调价值高度。在建党60年的时候，政府官员、党的干部，必须要明确宗旨意识，对于三公消费这种特权腐败现象，与我们党的基本核心价值观相背离。我们党的基本核心价值观必须固守，不能动摇。如果没有这个价值高度，三公消费的治理肯定将不了了之，而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第二，必须下决心做到税费统一，即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统一，体制内和体制外收入统一，坚决下大力气打击小金库。
    目前，三公消费的大部分，是通过预算外和体制外的收入资金来完成的。比如，超标配车，有明令禁止，但为何各部门各单位都有超标配车现象？因为有账外资金；比如，大吃大喝，其费用报销，有明令限制，但为何屡禁不止？因为有预算外资金。有权威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水平，大约占40万亿GDP中的10.2万亿。但事实上，政府预算内收入只有8.3万亿，换句话说，有近7万亿的预算外收入，没有纳入预算。我们从中可见预算外收入数额之大，完全可以让一些机构和领导干部挪用挤占，用于大吃大喝、超标配车、出国旅游等消费。对于预算外收入，通常监督不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个人估计，这种预算外收入，至少占到预算内收入的50%以上。如此巨额资金如果控制不了，如果不能纳入预算内使用，如果不能有所监督，其去向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所以，治理三公消费，首先仍必须清理小金库。为何会出现政府很多部门自利自肥、只收费不干活等现象？都是因为一些政府官员和部门的工作是以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为目标。   
    比如媒体曝光的一些公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一些食品安全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只收费，不监管；一些经济适用房建设管理部门，只拿钱，不监管，造成楼歪歪，种种现象说明，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失去了服务于社会的真正效用，而是将自己变成了只收钱、不管事、不负责的部门，这是非常可怕的景象。
    现在整个中国社会为何会出现食品不安全、住房不安全、社会不安定的状况？就是因为很多政府部门和官员没有负起应负的责任，而只顾谋取自己的私利。这都是小金库存在所引起的私利追逐现象，如果小金库全部上缴国家，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或这种状况至少不会太严重。
    小金库这种潜在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不少政府部门和官员只顾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对社会和政府不负责任的现象，降低了政府威信，加大的公共财政的支出，更破坏了社会公正。所以，必须从制度上取消小金库，实现税费统一，斩断这种为部门和个人谋利的脐带。
    第三，必须引入第三方监督。所谓第三方监督，不光是媒体和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第三方监督的制度性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各级人大。一定要使各级人大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公共财政预算过程、干部任免过程等，真正负起责任来。仅仅依靠政治体制内的司法部门和检察部门，三公消费的治理很难到位，而各级人大，是权力主体，是制度性的监督平台，这个监督平台的作用，如果不能真正发挥，三公消费的治理，恐怕够呛。
    依靠政府部门自己治理自己？他们往往自说自话，虚报谎报现象十分严重，若没有第三方来监督、审核、查实、处理，则三公消费治理的结果，必然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必然是对政府威信不但没有恢复和维护，反而会是一种嘲讽和打击。这一点，必须要充分认识到。
    第四，必须建立严格的惩处机制。政府执行力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惩处。一个部门、一个机构，要进行有效管理，不能没有完善的严厉的惩处机制。近年来之所以腐败现象越来越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惩处不力，或惩处不到位。
改革岂能碎片化
道具化庸俗化？
    《华夏时报》：为什么行政改革过去总难真正推行？
    目前，行政改革方面一个要害问题，是这项改革尚未深入到制度层面，而只是零敲碎打，碎片化现象比较严重，各项改革措施之间互不连贯。此外，有一部分人将改革当做道具，并不是真心搞改革，只是为了应付社会反映强烈的改革难点热点，喊一些空洞的口号。今天一个改革措施，明天一个改革办法，后天一个改革讲话，都是应对民众质疑的一种策略。风头一过，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而且，一些人正在将改革庸俗化，把什么都称为改革，并没有从价值观和制度层面思考中国改革。很多地方只要出台一项措施，就称之为改革。
    行政改革当然可以三公消费治理为切入点，但中国政治性的、符合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制度性的行政改革才刚刚起步。这种起步，不是仅仅高喊要真正实现民众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而是要从制度层面上加以落实。
    目前的体制下，有没有民众参与渠道、表达渠道？干部选任上，民众和普通党员有多少发言权、选举权？这些都需要有制度层面的思考，需要有制度层面的安排。但现在都没有。比如正在进行的换届选举，对于谁将担任县长或县委书记的问题，民众和普通党员只有猜想。而对于谁为何担任县长或县委书记的问题，民众和普通党员根本无权干预。很显然，对于每个公民或每个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落实，相关的制度安排远没有到位。

    《华夏时报》：有人认为中国国内应该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打造所谓廉价政府，以解决高昂的行政成本问题。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三公消费是一种职务消费，并非行政事业费开支。虽然中国的行政事业费也很高，但中国官员的职务消费成本非常高，与国外常常简陋的政府部门办公环境相比，中国的政府部门，很多公、检、法，税收、质检等部门的办公楼，往往都在当地属于最宽敞最高大最豪华最漂亮的建筑。毫无疑问，行政事业费是必须出的，公务员的较好待遇、基本的办公条件，都是必须有的，但这和三公消费、豪华办公、特权腐败的职务消费是两回事。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机构和公务员数量占总人口数之比并不高，但为何民众却觉得中国政府机构庞大臃肿、行政成本太高？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机构中的官多，而普通公务员并不能消耗多少行政事业费用。目前中国一个县级地方政府，大约有三四十个县级干部，这些人每个都享有专车，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现象。我们看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雇员很多，但官员很少，官员占用公共资源也很少。由于政府拥有素质优良的普通雇员多，所以发达国家或地区可以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反观中国庞大的官员队伍，占用和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却未能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正以各种理由，继续增加官员数量，而不是增加普通公务员数量。
    所以，我们的行政改革，实在是任重道远。
是物质利益革命
也是价值观洗礼
    《华夏时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也相当难吧？
    这个问题再难也要解决，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应有崇高的价值观和理想，就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放弃了这一点，那就放弃了我们生存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政治行政改革的确是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正因为艰巨和复杂，才要求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公共精神，肩负起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任，并首先从自身改革开始，给人民以信心、以目标、以希望。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真正稳定与和谐，国家才有长久的繁荣与强盛。

    《华夏时报》：据说马克思曾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开支，精简政府机构，尽可能少用官吏，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他的这个富有远见的思路在中国如何实行？
    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决策者对问题的严重性，有高度的忧患意识，要站在国家和民族复兴这个高度，站在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否则，政治行政改革肯定难以推行下去。若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很难下大决心。
    所以，治理三公消费不但是一次物质利益方面的革命，更重要的是一次精神价值和观念上的洗礼。虽然自己革自己的命很难，但我们必须要完成这次革命，我们必须要有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