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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石硖尾公屋地区的这家食物银行(food bank)，傍晚时分最为繁忙。这个时候，从学校接孩子的妈妈们顺路来到这里，领取晚餐所需的食物——米饭、豆豉鱼罐头以及新鲜猪肉(如果有的话)或火腿(如果没有猪肉的话)。

　　丧偶的周太太有一双儿女，分别为9岁和11岁。居住在这个香港最贫困社区之一的她，是越来越多开始利用食物银行服务的低收入者之一，因为通胀的不断抬头，让她本自微薄的收入捉襟见肘。

　　她有些窘迫地说道：“我们现在吃的少了，因为从鱼到大米，所有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从不在外面吃饭。实际上，除了上班和上学，我们几乎什么都不做。而今年夏季难得的一次活动，是带孩子们去了一趟免费的香港动植物公园。”周太太兼职做一些家政工作。

　　石硖尾食物银行由当地慈善机构圣雅各福群会(St James’ Settlement)经营，从此类银行的反馈看，人们对它们的需求正日益升温。今年年初以来，从食物银行领取食品救济的人数增加了25%，达到约1500人。目前香港有大约16家非政府机构运营的食物银行。而另一方面，香港经济正蓬勃发展。当地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逾6%，失业率为3.2%，为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去年，香港百万美元富翁数量的增长速度位居全球首位。

　　然而，大部分财富落入了少数人手中。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9年的一份报告，香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按照贫困线的定义，家庭收入不及收入中值一半的家庭为贫困家庭。而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约15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预计这一比例不会下降。

　　东亚银行(Bank of East Asia)经济学家邓世安(Paul Tang)表示：“贫富差距可能会扩大，因为香港的经商成本已迫使很多企业迁出。例如，很多后台职位因此转移到了中国内地。留给香港的主要是一系列高端服务，比如金融和奢侈品零售，在这些行业，内地尚不具备相对于香港的优势。”

　　他表示：“失业率或许比较低，但很多不适合这些服务行业的人，被迫从事薪资微薄、且不太体面的工作。”

　　香港政府今年顶住了商业游说机构多年来的强烈反对，推出了28港元(合3.60美元)最低时薪计划。港府计划向贫困家庭提供交通补贴，最近几个月还建起了自己的食物银行。此外，香港还正在向包括最富裕人士在内的所有香港居民每人发放6000港元，以帮助抵消通胀的影响。

　　然而，在像周太太这样的人看来，政府没有为那些真正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采取足够的措施。据估计，香港目前坐拥逾39亿港元的预算盈余。

　　让香港政府担忧的，是当地有可能出现骚乱。在香港，针对贫富差距的抗议活动有所增多，涉及到更为年轻、在政治上更为积极的一代人。

　　“他们出生在一个已然富庶的城市，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十分糟糕，而这个城市却那么有钱。”学者、维权主义者司徒薇(Mirana Szeto)表示，“这些孩子有着很强的表达能力、受过教育，他们利用了互联网的力量。他们信息灵通，对现状感到非常愤慨。”

　　香港对于食品和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港元汇率盯住疲弱的美元，以及高昂的房租，使得7月通胀率升至7.9%，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8月份通胀率降至5.7%，但预计食品价格仍将居高不下。

　　“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另一位食物银行的消费者、现年75岁的陈太太表示，“我和丈夫都已退休，孩子们也没有条件帮助我们。”

　　与香港很多贫困的退休人员一样，她没有申请公共福利金，这本能给她带来每月数千港元的收入。如果她要这么做，必须让自己的儿子们签署一份官方声明，表明他们无法赡养父母。在一个“百善孝为先”的社会里，要被迫承认自己无法获得子女的赡养，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年轻人也不愿接受政府的施舍。周太太说，尽管自己为了养活孩子，被迫接受了短期救助，但她永远不会申请公共福利金。

　　她自尊地说：“还有其他人比我更穷。我希望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我希望能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工作非常努力。所以你们也应该这样。”(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徐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