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座新建的马蹄形教学楼，独立于教学楼主体之外的钢结构楼梯，比原来扩大超过一倍的校园面积……香泉乡中心小学如今显得面貌一新。

北川县香泉乡地处绵阳市北川县、江油县、安县三县交界处，香泉乡中心小学就伫立在三县交界的碧水青山之间。

该校的设计者是日本东京大学建筑系教授藤井明，他曾主持设计过日本第一所耐震小学——中标津小学。他的学生、四川大学建筑景观设计中心主任胡昂说，“马蹄形结构比单体楼更抗震，独立的楼梯设计是为了便于学生在震时逃生”。

地震前，资金和土地是香泉小学管理者们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问题，“学校就像小家庭置办家具一样，攒了一点钱添置一样新东西”，该校林晓蓉老师说。

但这一切在2008年“5·12”地震后改变。

地震发生后，为了救灾，中央政府启动对口省市援建机制，对口的山东省淄博市给香泉小学带来了资金和建设队伍，学校附近的农田也在震后很短时间内被征用——如今的香泉小学由震前的4000多平米扩大到12000多平米。

地震前整个香泉小学仅有一台电脑，而今不仅有图书室、音乐室，还有一间拥有近50台电脑的计算机室。“如果没有发生地震，学校要达到现在的水平恐怕要等几十年”，香泉小学副校长秦大明说。

重建学校跨越式发展也给秦大明等灾区校长们带来了新困扰：电费大幅增加，运营费用上升。有校长为了节省电费，甚至将援建单位已装好的电灯拆卸下来，换上节能灯管。

四川省教育厅分管学校重建的计财处副处长樊津对此内心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要求校长们严格管理，厉行节约；另一方面又害怕他们为了节省开支将先进设备搁置”。

八度抗震的乡村小学

说服援建方让日本学友会参与援建花了不少时间。

根据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北川县教育体育局的资料，地震中，仅仅是北川县的中小学就有80%建筑倒塌，20%成为危房；教职工遇难、失踪213人，学生遇难、失踪1584人，33名学生落下不同程度残疾。

而据四川省教育厅统计，整个四川重灾区学校垮塌面积占总倒塌房舍面积1.3%，学生死亡人数达到4737人，占全省死亡人口的7%。

地震后，四川省建设厅出具了一份关于5·12汶川地震校舍大面积垮塌情况专项分析报告。报告认为，出现校舍垮塌的主要原因：一是建筑设防标准过低，二是地震烈度太大，三是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和施工质量控制不严格

2008年5月大地震时，时任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简称“日本学友会”）副会长的胡昂，刚好回成都老家。2008年6月，胡昂第一次来到香泉小学时看到，这座小学规模并不大，一幢三层砖混结构、简单梁的单体教学楼背部外墙已经断裂，内部结构损毁，无法使用，已被鉴定为“危房”。

震后不久，在日留学人员1亿多日元（折合人民币700多万元）捐款通过日本学友会，转交至中国教育基金会，希望将资金投入到重灾区学校重建中去。日本学友会希望不仅仅是捐款，还能够参与到学校建设当中去。

彼时，中央政府组织的对口援建机制已经展开。援建省市包揽从建筑设计、建筑施工、资金等全方位事项，在北川县也有企业参与学校重建的情况，但他们多仅仅提供资金，非援建方来进行设计很少见。

胡昂回忆，说服援建方让日本学友会参与援建花了不少时间。

多次考察并协商后，2008年9月28日日本学友会与香泉乡对口援建省市山东淄博市、北川县教体局达成一致签署三方协议，由山东淄博市、日本学友会双方以共同出资、合作设计的方式在香泉乡中心小学原址建设一所新型防灾耐震小学。

最终，双方根据四川省、绵阳市对重建学校抗震等级的层层要求，将建筑定位为“三层全框架墙结构、8度抗震”。

“如何在日方设计和中方标准之间磨合花了很多时间”，胡昂说，由于地震后政府对学校建设标准严格把关，“国家标准、教育部门标准、省级标准、绵阳市标准都要符合”。

藤井明采取开放式思路，构建教学楼、宿舍楼、食堂放在一起的垂直分区规划，他认为这种设计方案较为节约成本。

此外，在日本建筑设计和构造设计是分开的，构造设计包括计算、论证抗震方案，这就需要时间；然而，受灾后重建时间表的压力，各个省市都在追赶工期，淄博方面觉得设计时间过长建设压力大。

合标准？超标准？

对口援建机制让原先资金缺口巨大的震区学校获得了升级改造的契机。

中小学校舍出现大面积垮塌引起国务院、教育厅、四川省政府等部门层层重视。在汶川地震后，各级政府对学校抗震等级都提出了较高要求——至少要达到8度设防。

除此抗震标准外，四川省在学校重建中要求建设方严格按照《农村中小学建设规范》来建设。

“不仅仅考虑眼前重新盖个房子，还要考虑到学校建设的完整性，对教学设施、生活配套、办公用房、运动场都有相应的要求”，四川省教育厅计财处分管学校重建的副处长樊津对本报记者说。

地震发生前，各级层面对中小学建设的规范中并非无抗震标准、设计要求。但有专家指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中小学建设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监理、无规范竣工验收的主要原因。

汶川地震后，学校重建改造被中央政府、四川省政府放在重中之重。“优先安排学校重建、优先落实学校项目和资金，优先提供学校用地和物资，优先审批学校项目等”，樊津介绍，四川省政府对学校重建提出了“五个优先”。

农村中小学建设长期面临困窘的资金和土地问题，这些大多数在地震后很快得以解决。

为了保障震后重建资金，中央政府启动对口援建的措施，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对口援建的积极性，中央政府采取了税收减免、转移支付等方式。

“中央政府给予对口援建省市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援建资金可以冲抵国家的税收，实际上还是免了一些钱，地方援建力度也比较高。”胡昂说。

据秦大明介绍，香泉小学重建投入资金共1600多万，日本学友会捐款160万、红十字会捐款370万，余下的1000多万均由淄博市财政支付。

这种机制让原先资金缺口巨大的震区农村中小学获得了升级改造的契机。樊津说，“对口援建模式相当于建好后将一把钥匙交给我们”。据四川省教育厅为本报提供的数据，对口援建的学校共411所，占规划重建学校总数的40.37%，完成投资90亿元。

樊津说：“在学校竣工接收时，我们一方面要考核学校建设是否符合抗震标准以及教育部对农村中小学建设规范，另一方面是否过于豪华、超标准也要审计，这种审计一般由援建城市的审计部门来执行。”

但标准提高、资金充足、政府主导

的重建模式却无形中提高了农村中小学的建设门槛，这使得不少NGO也望而兴叹。

乐施会四川办公室主任翟凡对本报记者说：“政府在学校重建上对规模比较重视，有的学校建设资金规模过亿，我们的钱可能修三个图书馆就用完了，这和NGO发展理念有区别。我们希望资金用在刀刃上，更少钱办更多事”。

“到后期，对口援建就变成政府对政府的行为了，企业已经很难参与建设。”万科集团曾负责遵道小学援建的沈彬说。

运行经费缺口

四川省教育厅希望将对口援建变为一种长期机制。

香泉小学如今用上了铁木桌子、电脑，教室里有电视机。全寄宿的安排使很多住在山上的孩子可以不用放学后赶夜路回家。12岁的周文豪住在江油县含镇，原来每天需要半个小时时间回家，现在他可以每周五回一次家。

而在三年对口援建结束之后，学校建设的大跃进面临新的问题。

“教室变多了，从走读制变成寄宿制之后，电费从原来一个月三四百增加到现在的三四千。操场规格高了还要购买割草机、校园文化用品也增加了”，秦大明说。

秦大明介绍，如今运营经费仍然采取生均公用经费乘以学生人数的方法进行计算，然后由县政府统一拨款。“今年恰恰碰到了农村计划生育阶段，学生人数下降，目前在校学生为202人，比地震前的236人还少，虽然生均经费从一、两百增加到三四百，但仍然比不上增加的费用”。

香泉小学的遭遇并非孤例。

四川省教育厅在2010年年末曾对灾区学校运营成本问题进行调研，发现汶川县第一小学重建后，学校年运行经费达到71万元，缺口20余万元；青川木鱼初中年运行经费达到65.2万元，是灾前近2倍。

四川省教育厅希望将对口援建变为一种长期机制，“希望用感情的纽带将我们联系到一起，形成一种固化的模式和机制，在管理工作、教师技能培训方面进行交流，转变边远地区教学的陈旧理念。”，樊津说。

为了减轻援建学校的负担，四川省教育厅削减了地方承担的部分教师培训费用，“四川是中西部省，教育上欠账很多，基础建设一直比较薄弱，灾后重建使许多长期目标在短期内完成了，可以提前考虑教师培训等软件问题，这笔费用开支也越来越大。”

四川省教育厅在《四川省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和学校恢复重建基本情况》报告中提出，“建议国家根据灾区学校运转实际情况，制订并提高灾区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保证学校正常运转。同时，将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核算权力下放到省或市、州，不搞一刀切”。

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对本报记者说，对于灾区学校运营费用增加的问题，今年省政府常务会时也曾研究，如何通过财政机制、转移支付等方式来解决学校后续资金问题，“这是学校重建下一阶段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四川省教育厅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4月30日，四川省国定39个重灾县规划需恢复重建学校3001所，已经竣工2909所，占96.93%。累计完成投资362亿元。

那些没有对口援建的重灾县，在实施“校安工程”对学校维修加固或拆除重建过程中仍有16亿的资金缺口。

（本报记者陈小莹、衣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