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当前应利用人民币升值和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有信心的有利条件，逐步深化海外投资，将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
4月上旬，已经78岁的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不停蹄地启动了又一次中国之行。
费尔普斯被誉为“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对经济学的最主要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即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
2008年，费尔普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言“底特律这个城市可能将与美国汽车产业一起走到尽头”，对中国经济他则建议“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刺激内需方面，尤其是针对消费者出台消费鼓励措施”。2009年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以及中国在当年初出台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与费尔普斯的预测不谋而合。
4月上旬，费尔普斯就近期全球宏观经济诸多热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在他看来，全球盛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柄双刃剑，行至今日已到退出之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复苏的作用已经发挥，但不容忽视的是该政策所导致的各种负面效应也正在显现”。
费尔普斯此行的新身份是新华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该院是中国第一家由民间慈善基金出资成立的研究机构。
量化宽松政策应适度收紧
《21世纪》：您对目前美国宏观经济各个基本面，包括通胀、增长、就业、房价等，基本判断是什么？美国是否已经走出经济危机？
费尔普斯： 此次金融危机有前兆，比如金融行业过分鼓励投机，特别是对房地产的投机。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而投资基金把自己的投资目标聚焦房地产领域。因此，当最后投机没法持续的时候，整个美国经济崩盘了，银行业几乎停止了信贷活动。
美国经济正从低谷逐步走出，尽管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目前失业率会长期在9.5%左右徘徊；过去10年失业率基本维持在4.5%，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则维持在6.5%。短期内看，美国失业率不会回到那个水平，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增长不够强劲。美国经济高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21世纪》：您觉得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否治愈金融危机的创伤？对全球经济未来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费尔普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肯定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但众所周知，基于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客观上也向全球输出流动性。
《21世纪》：近期欧洲央行（ECB）加息，美国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适时收紧，甚至有地方联储主席表示今年年底美联储就应该加息，您觉得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费尔普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复苏的作用已经发挥，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该政策所导致的各种负面效应也正在显现。我认为目前应适当收紧，美联储和欧元区国家目前有加息的打算，我想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中国可将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
《21世纪》：金融危机之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严重，有人将其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您对中国抗击通货膨胀方面有何建议？
费尔普斯：这一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现通胀，原因是多方面的，与西方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有一定关系。但不能仅仅归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中国政府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采取了强度很大的收缩性货币政策，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对于抑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要注意这种政策可能带来的消极方面，同时要防范投机性资本进入对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对冲作用。
《21世纪》：金融危机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重拾凯恩斯主义，依靠强劲的投资保持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得以成功走出危机，凯恩斯主义在抵抗金融危机过程中有何意义？
费尔普斯：中国的经济在基本面上并没有太多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也谈不上走出危机。中国经济在危机时期和危机后期的表现是中国金融监管和资本监管的结果，而不能简单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成功。
《21世纪》：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施了财政扩张政策，您觉得应该如何防止错误投资出现？
费尔普斯：中国通过财政政策的投资，很大部分是依托央企和国企，依托一些政府部门实施的，就中国当前经济体制状况，可能会导致所谓的“国进民退”，形成一定“挤出效应”，但并不能认为就是错误的投资。这种投资对于加大公共物品供给，实现政府的预期目的而言，依然是有效的。投资错误与否，要看服务于什么目标。
《21世纪》：您2004年在北京与北大教授厉以宁对话时，曾提到中国必须像西欧国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完成制造业的转型，即中国必须向下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进行调整，现在您又有何建议？
费尔普斯：从制造业本身而言，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应该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过渡。就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我认为中国当前应利用人民币升值和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有信心的有利条件，逐步深化海外投资，将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
中国需要实施本土化创新，不能完全依靠从西方技术转移来实现。一是要实行坚定有力的产权保护制度；二是要尊重创新，激发企业家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