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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仕省 胡志强 山西报道

   20点50分，正在写博客。
    1月26日，在一间小套房的办公室，《华夏时报》记者见到身材瘦高、干练坚决、地方味浓厚的山西学者崔满红教授时，他正在更新博客内容。
    有些意外的是，在崔满红的博客上，散文赏心悦目、评论言辞犀利、诗歌短小精悍，与记者眼前这位研究经济的教授，判若两人。
    崔满红是山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专注于财政、金融、山西经济发展战略、晋商的研究，为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出谋划策，为山西综改区献计献策。
    当本报记者把综改区的话题抛出时，崔满红除了有些激动外，就是有话要说——对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山西，综改区的使命已成为事关山西经济转型的成败，事关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山西要借综改区求得突破，要用足‘先行先试’的特权，而山西期望的突破最终是否到位，取决于中央和山西的步调是否一致。”崔满红开篇点题。
    用崔满红的话说，在综改区上，中央、山西两头都要给力。全国唯一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综改区，山西省因此获得空前关注，但关键是要尽快破题。
唱一个调子
    崔满红说，能否从根本上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影响山西综改的成与败。
    然而，破解山西转型的难度很大，有风险也有机遇。山西的经济也曾繁荣过，但一度退化到全国第30位。最近一个时期，山西的经济结构性矛盾更是积重难返。
    不过，山西的能源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山西是国家重工业、能源化工基地，为东部沿海的发展供煤供电。
    “山西的付出，是荣耀，也是责任。”崔满红说，这对国家的发展而言不可或缺，对于实现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而言，山西牺牲着自己的利益。“为东部的发展，山西奉献着光和热，甚至生命。”
    而今，山西综改区的启动，需要历经一个过程，才会使山西的经济崭露头角。
    崔满红认为，“化解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其他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提供参考。”在中西部资源型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更是如此，而山西综改区的责任就是为此找到解决之道。
    在山西，伴随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人与社会、资源与环境之间的问题更为严重，这已经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崔满红认为，综改区要解决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资源型山西的成功改革，这对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举足轻重。
    崔满红一面感叹难度相当大，一面称，中央有责任、国家发改委有责任、其他相关部门也有责任，为山西综改区的发展提供支持。
    “不论是鲁尔模式，还是美国、日本的资源城市的破解，山西都可以拿来试验，要不怕失败，敢于先行先试。”崔满红认为。
    山西综改区是一个全省范围的改革，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崔满红分析，中央赋予山西综改区先行先试，就是使山西较快发展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资源型经济的改革提供借鉴，但关键的问题是，中央与山西要同唱一个调子，走一个路子。
    中央、地方两头都要改革，才能更快实现综改区的初衷。那么，如何实现共同设计呢？崔满红的回答是，共同设计未来发展规划的边界，共同布局城市群的发展。
    如在城市群上，山西只需要将其他地方成功的发展模式直接拿过来。记者查阅山西十二五规划发现，山西已提出“一核一圈三群”的概念。“产业集群化的核心是企业。”崔满红说，山西需要大手笔打造万亿类的新型产业群。
做大替代产业
    短期来看，煤炭产业的战略意义不会改变。在这种机制下，山西不仅要为国家提供战略性资源，同时更需要寻找具有竞争力的替代产业。 
 如何理解再造一个新山西？崔满红给出的答案是“做大替代产业”。
    崔满红举例说，类似煤炭这样的企业，在美国只有7个、日本8个、韩国8个，但山西一个省的煤炭企业就100多家。“这样的企业不是越多越好，因为不具有竞争优势。”
    因此，崔满红建议，为适应综改区，山西需要打造４亿吨以上的煤炭企业。目前，山西煤炭企业1亿吨以上的有3个。要把山西的优势企业发展起来，山西才会打造一批国际品牌、国内品牌。崔满红称：“山西的太钢生产不锈钢全球第一，山西这样的企业越多越好。”
    崔满红强调，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发挥战略资源的作用，煤炭产业更应该做大做强。
    然而，再造一个新山西，不能完全靠煤炭企业。尤其是，在国家新兴战略产业规划中，山西完全可以先行先试，如新材料制造业独具优势。近几年，山西省先后投入26.6亿元，重点扶持镁合金等11个新材料规模化改造项目，新增镁合金生产能力18.6万吨、铝镁合金压铸件2600万件。
    而今，山西省已形成世界最大的镁铝合金深加工基地。“全世界镁的储量70%在中国，中国镁的储量70%在山西。”崔满红说，但镁合金加工需要山西处理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决不能走像煤炭业一样的老路，这才叫综合改革。
 无论是为了山西的未来，还是为了今后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都要求在类似煤炭这样的战略资源领域，有具备更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崔满红说，山西乃至所有资源依赖型省份，单靠中小型民资难以做大做强，更无法打破资源诅咒的怪圈。
重点构建金融体系
 “金融是核心，没有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就玩不转山西综改区。”崔满红如是说。
 事实上，现在山西的金融现状远远不适应综改区的需要。
 崔满红分析，构建转型未来的金融体系是以城市金融为中心，城乡一体化推进，服务于转型的金融体系。“不具备这种能力，山西的‘金融洼地’就是一潭死水，激不起涟漪。”
    “山西煤炭企业繁荣的时候不缺钱，滑坡的时候要不到钱。”崔满红说，山西更多的钱转移到外省去寻找机会，而今山西需要重构一个强大的金融产业。
 对此，崔满红的观点是，金融问题是国家战略性问题，这比任何一个领域都重要。金融指数、证券、保险，这些领域都需要综合改革，所有这些产业应优先发展，国际产业才会引进来，助推山西的发展。
 “反弹琵琶”的金融先导模式应该是山西值得借鉴的一条捷径——日本、东亚就是这样成功的。崔满红分析认为，构建一个符合资源型经济转型要求的现代的金融体系，是启动综改区的灵魂和关键。
 “先行先试的政策机制，允许国外的金融机构较早较快地进入山西，允许山西民间资本转化为合法的合作金融组织，快速发展地方金融基金、地方债券。”崔满红说，比如山西证券、山西信用联社以及晋商银行，如何发展成为适应综改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至关重要。
 据了解，虽然供职于地方院校，但崔满红却是国内第一个把复杂系统理论引入金融研究领域的人，其构建的金融资源理论体系影响深远。在圈内，崔满红被冠以“另类狂人”的头衔。
 崔满红的学术研究：一是以行政区划论为核心的区域财政学，一是金融资源理论。“东南亚金融风暴其实是一场金融理论的危机，传统的金融理论已经无法指导当今的金融活动。”
 而崔满红提出的区域财政理论体系，则与国家“统筹兼顾”息息相关，与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一脉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