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陆川!

2009-06-09 00:00:00 | 作者: 武云溥来源:东方企业家

  设若有一部影片叫做《陆川!陆川!》,讲述陆川自己创业的故事,那么现在正播映到高潮华章:4月22日,陆川作品《南京!南京!》全国公映。截至本文完稿,该片票房已突破1.5亿元,仍在继续高速增长。陆川正在积极争取,让这部讲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电影,去日本放映。

  我们按动快退键,影片倒带,宛如时光倒流。4月18日深夜,陆川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车上,睡不着觉。他掏出手机,写了一条长长的短信:“巡回已走三站,效果惊人。可以说现在是城城爆热,场场爆满!北京点映五场变成点映十场,全部 满票。杭州,大会堂两千人,进来了两千三四百人,观众群情激动,高喊:感谢你们拍出这样的好电影!大学生高喊:中国要自强!上海四家影院票全部销售一空,全部自发买票,大光明一千三百人场竟然全部售空,创历史之最……更为感人的是,剧组所到之处,陷入观众热情的海洋,不在现场您很难想象,中国观众表现出的素质让剧组感到叹服和激动。”

  短信写好,陆川在末尾加上一句:“这是记者陆小川从前方向你们发回的报道。”

  然后,他把这条短信发给了三个人:覃宏、韩三平、张宏森。

赌局  

  星美传媒集团董事长覃宏是加入陆川赌局的第一个资本大玩家。

  覃宏下注之前,庄家陆川已经拿着借来的钱开局了。2006年10月,北京东南三环,龙头公寓,陆川把《南京!南京!》剧组安置在一个仓库般简陋而巨大的室内篮球馆里。制片主任邢松说:“老陆当时很穷,他干这行的年头挺长了,又是编剧,又自己导戏,还拍广告什么的,按说应该早就有房有车吧。结果一看,他就自己买辆车,房子没有,基本就是穷困潦倒、寄人篱下。”2006年9月19日,陆川突然召集拍摄《可可西里》时的主创班底曹郁、邢松等人开会。陆川说,我找朋友借了一百万,准备拍南京大屠杀——不是投资,我给人打的欠条,这事不成的话,一百万我要还给人家的。邢松一听就“惊着了”,他记得陆川对大伙说:“这一百万就是我的决心。”

  可是在覃宏看来,陆川的想法有点冒失。“他很多事情都不按常理出牌,通常我们要投资一部电影,应该先看到立项、剧本、预算,包括演员阵容等等,投资方确定之后,你才能去建组。可是陆川导演整个反着来:先建了组,再找投资方,再去立项——我觉得他当时想问题还是简单了。”

  促使覃宏下决心投资《南京!南京!》的,是陆川写的长达14万字的剧本。“电影剧本一般都很短,五六万字,很少有上十万字的。”覃宏看过许多剧本,只有《南京!南京!》是一口气看完,马上拍板。

  其实陆川知道潜藏的风险:“立项是个致命的问题。我都不敢跟剧组的人说实话。”陆川心中忐忑,却还在咬牙做出信心满满的样子,指挥剧组有条不紊地筹备拍摄。“问我有钱吗,我说有钱。问我能拍吗,我说能拍。”陆川回忆,“可是人家一打听,电影局都没通过呢,能拍什么啊。那就是一大地下电影。”

  邢松说自己动摇过,还给陆川写了辞职信。覃宏经常和陆川喝到宿醉,醉后称兄道弟,互相鼓励。覃宏说,我存折上还有一些钱,全打到剧组账上,咱们扛到这些钱没了,就散伙。陆川感动不已,在剧组办公室墙上贴了两个大字:死磕。

中南海

  死磕五个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那天晚上,我这辈子第一次进了中南海。”陆川记得,进去时已经是夜里12点之后,陆川和覃宏吃过饭,在街上溜达半天,又去喝了茶,这才得到通知,可以进“海”里了。“好像搞什么秘密活动似的。”

  陆川见到了一位首长。首长问,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陆川用了一套“强大且正确”的说辞来解释自己的意图。

  “我说中日关系问题,官方要有声音,民间也要有声音。如果只有官方声音,是不够弹性的,对政府来说,有时会需要民间的声音。但是民间的声音不可能在需要时立刻造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准备。”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陆川,深谙外交逻辑。

  此后一路绿灯。执行导演赵一穗记得,2007年3月的一天,他刚走到剧组门口,陆川开着车过来,冲他喊,上车。

  “结果给我拉到一超市。陆川说,你去买两瓶香槟。”赵一穗疑惑:“我说买香槟干吗?他反问:你说呢?”

  “立项下来了?”

  陆川点头,微笑,不语。

  2007年6月,长春市农安县龙王乡郊外,一片600余亩的土地上,开来了几台铲车。电影《南京!南京!》外景地选址在此,陆川要耗千万巨资搭建一座“1937年的南京城”。

  “放在我案头上有四个剧本,四个不同的导演。其中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香港的,还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2007年7月13日,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经过反复推敲,最终决定,在现有的关于南京事件的故事片中,我们确定只拍一部,《南京!南京!》,导演是陆川。”

  台下的剧组成员们热烈鼓掌。

  2007年10月7日,《南京!南京!》在天津开机。

梦魇

  长春外景地,是陆川的梦魇。

  事实上,《南京!南京!》开机伊始就麻烦不断。2007年10月17日,开机仅十天,网络上就出现了《南京!南京!》剧本。陆川怒不可遏:“我很想撕开那些黑布,想跟这些在幕后鼓捣事情的人面对面。”

  更大的打击却还在后面。剧本泄密第二天,陆川接到消息,由于投资方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剧组在长春正在搭建的外景地将全面停工。

  “施工方一直在垫资施工,我们这边就是派制片一直在安抚他们。”陆川说,“但是没有办法,人到最后还是要认钱。”

  那天陆川急得直掉头发。

  等到下午三点,总算解了燃眉之急。“上海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雪中送炭,给我打过来480万,才把工程款交上了。”

  可是资金问题始终困扰着陆川。他不仅是导演,还同时担任执行制片,每天在片场讲艺术,手机一响,就要跟老板们谈钱。剧组人员形容陆川能同时做八件事,即便如此,这种分裂生活还是让陆川抓狂。“我们有两个投资方在2007年冬天时候,自己的企业遇到问题,资金确实紧张,所以我们这边常常无以为继。”陆川说。拖欠工程款成了常事,由开始时每月一付,到每周一付,再后来变成每天结算。“不结的话,就每天从工地上跑工人。”

  制片主任任杰证实了这个说法:“本来一千多人施工,后来变成五百人施工,又变成一百人、五十人施工,最后就十几个人,成了看工地的了——没人了。”

  这时的长春,气温降到零下27度,必须用热水和水泥。水泥一抹上墙,立刻冻住。

  任杰从工地回来,对陆川说,誓死捍卫《南京!南京!》。

  “但我也说句心里话,”任杰说,“我不知道永远有多远。”

内鬼

  陆川所遭遇的,既有外患,亦有内忧。

  一个路灯3500元,一座铜像五万元,砖瓦、服装、餐费、交通……陆川捏着报账单暴跳如雷:“我们是拍电影,不是搞基建!1937年南京晚上能亮路灯吗!”花钱如流水,是拍电影的常态,可这个流水的速度太快了。“关键是没有人想把水龙头拧紧,都是想把水龙头给拧大。他不管这蓄水池里头有多少水,恨不能把池子也给砸了。”当陆川发现已经砸进去2800万元人民币,长春景地还是不能如期进驻时,他必须采取行动了。

  “我知道这里边有问题,我们队伍里边有些人已经被收买了。”

  一天,剧组正在拍摄大群难民聚集在教堂里的戏,按照计划,应该有一千名群众演员在场。突然,教堂四门紧闭,陆川下令:查!工作人员挨个清点人数,结果发现,实到不足八百人。

  在陆川的账上,每个群众演员一天的酬劳约35元至45元,那么,这一天少来的两百多人,就意味着近万元片酬支出不翼而飞。还有两百人的盒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只是普通拍摄一天的猫腻。后来陆川还查明,群众演员实际拿到手的酬劳,只有剧组计划支出的一半不到。

  “有个群众演员跟我讲,说他一天只能拿到十几块钱,还得自己负担交通费。”陆川悲哀地说,“人家给你站一天,让哭就哭,让笑就笑,让到泥水里打滚就打滚——最后挣十几块钱,疯了?”

  陆川果断地开除了几个“有问题”的剧组成员,并且宣布,今后每一笔开支,无论大小,必须经过导演本人签字。

  “我轻易不会去主动伤害别人。但是,我是一个有大目标的人,我不允许任何人和事,阻挡我完成这部电影。”

  2008年1月29日,一家投资方资金链断裂,剧组停机。2月28日,天津,二次开机。陆川点燃三支香,举至额头,鞠躬拜神。

突围

  《南京!南京!》艰难的拍摄期间,陆川反复看一本红色封皮的书——《毛泽东传》。“我特别喜欢看讲他长征的这一段。因为我真觉得,戏拍到那个份上,特别像一次长征。”陆川说,“我不仅要带着队伍走出草地,还要为他们找到一个归宿。”

  最坏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08年6月10日,剧组拍摄日军轰炸光华门的戏,对景区的城门有所损坏。按照陆川的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景区施工方以剧组毁坏金属脚手架为由,索赔8万元。双方协商不成。6月13日,施工方扣押了剧组的五辆坦克、一辆集装箱车、一辆越野车,价值约600万元。

  “最危急时,我们五个人被近20个手持棍棒、砖头的人包围。”陆川在博客里写道,“昨晚某些瞬间,我觉得很像一部劣质纪实风格警匪电视剧:手电筒晃动的光束,奔跑着的打手,手持砖块的面目不清的人们,雨中沉默的警察们……车灯光束中细细的雨丝,阴影里的交易,斡旋和撕扯……”

  6月21日深夜,被困8天后,陆川在当地公安民警协助下获救。

  此前的6月15日,《南京!南京!》已宣布杀青。

  今天我们看到陆川的票房丰收,似乎可以象征他的队伍经历坎坷长征,终于突围而出。而一幕幕场景仍在回放:2003年 11月,《可可西里》杀青,陆川和摄影师曹郁乘坐一辆越野车,穿行在青海边境的群山中。陆川说,嘿,我想拍南京大屠杀。曹郁说,太夸张了,你还是先把现在这个戏拍好吧。于是陆川的越野车变成了一辆自行车,他和姜文骑着车走在贵州青岩古镇的土路上,尘埃飞扬。那是一起拍《寻枪》时,姜文说:“记住,陆川,一个男人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可陆川早就是条汉子了,1989年,他考进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当了七年兵,毕业后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陆川的硕士毕业论文是《科波拉:体制中的作者》,他想成为科波拉那样的导演,不边缘,也不妥协,在艺术和商业上都获得成功——是的,这两者并不冲突。关键是,他热爱电影。甚至在小时候,他就曾梦到自己在一部电影里(摘自陆川日记):

  电影的开始,我站在一片草场上,草场长如巨兽毛发的长草中,长着无数的白色蘑菇。当我走近的时候,我发现那些白色蘑菇不过是一颗颗白色的羊头,它们被砍下来,丢在草丛里,眼睛圆睁着,看着天空。

  我出场了,我的手中拿着通红的铁条,我把铁条伸向羊的眼睛。羊眼睛发出一阵淡淡的蓝烟,随后羊眼睛瘪下去,不再明亮,暗淡无光。那时的我浑身上下都绑着皮带,把能捡到的棍子都插在身上。妈妈说这昭示着我未来的命运: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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